江永女书的认识女书
经过研究，女书基本单字共有1700多个，其中借源于汉字而造的占80%，暂不明来历的自制字仅占20%。女书字的外观形体呈长菱形的“多”字式体势，右上高左下低。斜体修长，秀丽清癯。乍看上去，好似甲骨文，又有许多眼熟的汉字痕迹。关于女书所记录的语言，近几年经过语言专家的调查研究确定，它既不是湘语、西南官话，也不是瑶语；而是一种流行在江永一带的汉语土话。与汉字是表意文字不同，女书则是一种单音节音符字的表音文字。女书是当地乡村妇女，特别是中老年妇女的文化工具。女书具有独特的社会功能，基本用于创作女书作品、记录女歌，一般为七言诗体唱本。每篇长的可达四五千字，短的只有几十字。女书作品一 般书写在精制手写本、扇面、布帕、纸片上。女书具有文字学、语言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因而被国内外学者叹为“一个惊人的发现”、“中国文字史上的奇迹”。
江永女书文化的女书的发现
1982年，由武汉大学宫哲兵教授在湖南省江永县发现。宫哲兵随即在1983年3期《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了全世界第一篇介绍女书的学术论文《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并在1983年第16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美国）上发表了论文《湖南江永平地瑶文字辨析》，将女书介绍到国内外，1986年宫哲兵出版了全世界第一部女书研究著作《妇女文字与瑶族千家峒》。1983年，江永发现“女书”的消息向全世界公布后，引起轰动。 海内外专家学者纷纷深入江永考察、学习、发掘。永州积极实施抢救和保护女书文化工程，通过兴建女书文化村，建立女书博物馆，组织开发女书工艺品，发展女书文化产业，使女书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江永女书文化的女书研究的意义
“女书”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化石”，对研究人类文字和文明的起源、女性文化和民族的起源以及文明的发展历程等方面，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字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各个领域，都有重要价值。 江永“女书”的流传，史书不载，方志不述，当地族谱碑文，可说无一蛛丝马迹，外界少有知晓。 关于女书文字的史料记载，至今最早见到的是太平天国发行的“雕母钱”。该钱背面用女书字符铸印有“天下妇女”、“姊妹一家”字样。史载太平天国曾过江永北上。1931年《湖南各县调查笔记》的《花山》条中，有“其歌扇所书蝇头细字，似蒙古文。全县男子，能识此种字者，余未之见”的说法。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瑶文歌》序文也记载道： “一九四五年，何君晓南持猺文一纸，云是猺女读物，系得自田广洞陈中兴，转以赠余，此固求之数年而不可得者。入手展玩，纸色红旧，纵横五百七十四字，字迹秀媚，行列端整，不知出自谁家女手，惜一字不可识，无以解其音义”。 “女书”文字记录的是江永土话基础上的妇女群体语，一般人认为它属汉文异形字。但它是否属“汉字文化圈”，则有分歧。有人以“女书”有近半数字符是从汉字蜕变而来为据，认定它是借源于方块汉字的一种“变异”的系统再生文字。反对者则认为，笔画及其组合结构的异同，是判定不同文字之间有无源流关系的直接依据。“女书”与汉字楷书相比，基本笔画不同，笔画结构和语言功能都迥异有别，而且“女书”中遗存的象形字、会意字均与甲骨系文字大相径庭，因此“女书”文字的源头绝非普通汉字。 “女书”究竟源于何时？何地？海内外众多学者的探索勾起人们久远的联想。有人根据当地妇女赛祠的花山庙兴起在清代中期，目前发现最早的女书实物在咸丰年间，推测女书起源于明未清初。有人以“女书”中存在与壮、瑶等民族织锦上的编织符号类同的字符为据，认定“女字的构成源于百越记事符号”。有人根据女书中大量与出土刻划符号、彩陶图案相类似的字符，认为其起源的时间、空间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形成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之后。有人依据女书文字与原始古夷文的基本笔划，造字法类同，认为它是舜帝时代的官方文字。根据甲骨文和金文借字在“女书”字汇明显存在的特征，还有人认为，它是一种与甲骨文有密切关系的商代古文字的变种。还有学者认为，他们认定现代“女书”是古越文字的孓遗和演变。 此外，一些专家考察“女书”流行地区的地理，历史，人口民族成份和民风民俗状况，认为“女书”是受民族融和、移民文化影响的古老瑶族文字。瑶族曾有自己的语言，但是否曾有自己的文字，这正是学术界一直在探讨的问题。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民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江永女书”以“最具性别特征的文字”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是湖南省向国家推荐申报联合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唯一项目，女书习俗已入选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女书习俗”的国家级传承人何静华，今年已80岁，她创办了“静华女书院” 传承女书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