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曹禺的戏剧是中西方文化的大融合，以具体作品为例。
中国的诗歌、散文、戏曲和小说有着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和它们相比，中国的话剧却是十分年轻的。源于欧洲的话剧，作为一种“舶来品”，在本世纪初传入我国，至今不过80余年的历史，整部中国话剧文学发展的历史，丰富、充实，色彩斑斓，具有恒久的生命力。在这部历史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灿若群星的人物，如曹禺、田汉、夏衍、欧阳予倩、熊佛西、老舍等，他们各自以其具有独特风格的优秀剧作闻名于中外文坛、剧坛，为中国话剧一步步由萌芽到成长到成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为一种新型的艺术形式，话剧突破了传统戏剧远离现实生活的局限，适应了反映新的时代与新的生活的需要。但是，这种新的艺术形式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必须拿出有分量的艺术成品，形成引人入胜的戏剧形式，从而赢得广大观众。曹禺的剧作，在这一意义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的作品，特别是《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代表作，以精湛的艺术形象，展现了黑暗社会的深重苦难，在情节结构的匠心、人物塑造的独到、舞台语言的功力诸方面，都达到了戏剧艺术的高峰，形成了精巧、丰富、浓烈、明丽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国话剧文学的巨著，具有深远的影响及持久的生命力。曹禺从自己的个性出发，有机的吸收西方戏剧艺术与民族古典文学营养。在他笔下，中国话剧艺术逐渐走向成熟，形成了独特的民族个性。在中国话剧走向民族化的过程中，曹禺功不可没。
民族化的前进：透入骨髓的民族性格的挖掘
中国的现代话剧艺术，是在中西方文化互相撞击交流，融会贯通的时代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它眼前面对着五色杂陈的域外人文艺术，身后带着本土审美心理定势的阴影。因此，如何正确处理中西戏剧审美的同化和顺应，移植和再生的关系，也即中国话剧的民族化，无疑是一个关系到话剧艺术品位和方向的大问题。
能不能创造出民族化的形象和性格，发掘出民族的内在精神与灵魂，是衡量文学艺术作品是否具有民族风格、民族作风亦即民族审美特征的一把重要标尺。别林斯基在谈到文学作品的民族性问题时，就曾经指出：“在任何意义上，文学都是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1]果戈理也认为：“真正的民族性并不在于写农妇的无袖长衣，而在于具有民族精神的人。”[2]所谓“民族意识”、“民族精神”主要表现在人们的性格和心灵世界具有民族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我们考察一下曹禺的剧作，其人物的性格既有时代的折光，又大都体现出民族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
曹禺剧作中有两个形象系列十分引人注目：一是旧制度、旧礼教的“卫道者”形象，如周朴园、焦氏、曾皓、曾思懿等；一是被压迫被损害妇女和劳动人民的形象。就前者讲，不论他们的个性有怎样的差异，但在他们的性格与灵魂深处，无不浸透着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思想与伦理观念，无不散出腐朽、没落的悲凉气息。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以宗法观念思考问题、待人处事，以封建礼法掩饰他们自私的动机与污浊的灵魂。他们灵魂自私、卑污却又往往以道德面貌出现。这是处于穷途末路的旧制度、旧礼教的“卫道者”们的共同心态。另一类人物，则是与之对立的被压迫被损害者形象如繁漪、陈白露、仇虎、金子、愫芳等。他们都遭受到旧制度、旧礼教的残酷、野蛮的压榨与迫害，又都受到时代大潮的影响，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反封建的个性意识和叛逆性格；但他们反抗封建压迫的思想和行动，又往往受到他们自身残存的封建宗法观念的影响与牵制，而表现出反封建的独特、奇异的心态与方式。繁漪尽管有强烈的反封建叛逆性格，但终因出身于大家望族，封建传统观念不会轻易从她意识中隐退、消失。她敢于同丈夫的前妻之子发生“乱伦”关系，其反封建的叛逆精神可谓热烈果敢；但她与易卜生笔下离家出走的娜拉比起来，却显出不可避免的思想局限：封建宗法伦理观念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拘束着她，使她没有能够、甚至不曾想到冲出专制家庭，到广阔的社会去追寻自由幸福的新天地。繁漪与娜拉的差异就在于：在反抗旧制度、旧礼教上，她比娜拉有更重、更复杂的精神负担。所谓繁漪是“中国的娜拉”，就是因为她的反抗是“中国式”的，是由旧中国被压迫妇女独特的精神生活方式和文化心态决定的，是打着旧中国社会现实与历史文化传统的深深烙印的。《原野》中的仇虎，看起来颇为豪放、洒脱，似有一种不可羁绊的原始人性的蛮悍、冲动；但在他的叛逆性格中，同样渗透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遗毒。他向恶霸地主焦阎王一家复仇时，就流露着“父仇子报，父债子还”等封建宗法伦理观念。使仇虎由复仇者转而为被复仇者，因而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痛苦的深渊的，根源就在于他的潜意识中的这种陈腐思想。应该注意的是，在仇虎的性格和心灵中，还有较重的愚昧落后、封建迷信观念。如在他的潜意识活动中，总是同鬼魂、阴曹地府、阎罗王等心灵幻觉中的可怖形象不可分割的纠结在一起，这就是旧中国愚昧落后、笃信鬼魂的农民心理活动的特有色彩与思维方式的反映。脱离了封建宗法观念和迷信鬼神的心理活动与思维方式，就减弱了仇虎作为初步觉醒的落后农民的民族性格的典型性。《北京人》中愫芳的性格中有没有反封建因素？我们回答是肯定的。如她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她最后终于跳出曾家这个令人窒息的封建牢笼，都反映了她被时代唤醒了的反封建、求自由的个性意识。不过，愫芳的反封建的性格中却渗透着更浓重、更复杂的封建宗法色彩：她那“忍辱负重”“怨而不怒”的思想、人格，对爱情的忠贞不二，对压抑她以至造成她爱情悲剧的封建家庭统治者的宽仁胸襟，她的“为人”、“利他”的思想境界与精神情操，都深深的烙印着以封建宗法色彩为特征的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痕迹。因此，形成了她反抗封建压迫的独特方式：既不是同封建势力针锋相对的冲突，也不是一味消极忍受，而是以顽强的生活意识去追求人生的真正价值与意义。这是一种内向、迂回然而却是韧性的反抗方式。
可见，曹禺剧作的民族风格在一系列复杂奇异的性格挖掘中，在激荡着时代意识与传统思想文化剧烈搏斗的心灵世界中最鲜明、最浓重的表现出来。
民族艺术表现手法的继承和发扬
曹禺既注重向民族现实生活深入开掘，又注意汲取民族艺术的传统美学思想及其表现方法，使他的剧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充实完美的民族风格。曹禺剧作的民族化表现，艺术上还可以概括出如下三点：
第一， 把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相结合，精细地展现人物的灵魂世界。
中国古典文艺传统对于塑造人物，讲究图形写貌，以形传神。传神即写心，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描绘人物的精神风采。曹禺说：“多年来，我倾心于人物性格，我觉得写作就是写人，……而刻画人物，重要的又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思想和感情。” [3]他善于发掘人物在时代精神的激荡下紧张、剧烈的心灵搏斗，同中国艺术传统中写形传神的艺术经验相融合，以之塑造复杂奇异的人物性格。蘩漪、陈白露的灵魂里自我搏斗，她们悲剧性格的发展进程，全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刻画繁漪形象时，作家审美创造的视角凝聚在时代精神所引发人物心灵世界的强烈骚动上：在“五四”精神的启悟下，繁漪热烈渴望个性自由与解放，确是“心比天高，”；但当她试图冲破封建牢笼，同周朴园前妻之子周萍发生“乱伦”关系后，在她的潜意识深层却又不是窜出传统观念的幽灵，使她不自觉地为突如其来的罪恶感所困扰；而当周萍要“悔改以前的罪恶”，同她断绝那种不正常的关系时，繁漪又死死抓住周萍不放手，一次次病狂般地去破坏周萍与四凤的关系，表现出那么异乎寻常的嫉妒与阴鸷。蘩漪这种矛盾、极端的性格和心态，显然地被时代精神复活了的个性意识所燃起的生命的“电火”。在《日出》中，作家更深入地揭示了陈白露在罪恶社会的逼迫、腐蚀下日益堕落又不甘沉沦，渴望自由光明又难以挣脱生活之苦的灵魂剧烈搏斗，从而凸现了她那矛盾、分裂、忧郁、痛苦的内在复杂性格。曹禺说过：陈白露“时而像是久经风尘，时而像是单纯少女；时而玩世不恭，时而满腔正义；时而放纵任性，时而感伤厌世。[4]作家还特意挑选能够突出人物个性的细节，加以反复表现。陈白露念诗和吃安眠药这两个细节的一再叙写，表现了她内心深处的复杂矛盾，不敢沉溺而无力自拔的悲剧性格。可以说，曹禺式的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形式，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发掘，为中国话剧舞台创造了像蘩漪、陈白露、仇虎等在灵魂的自我交战中挣扎的悲剧形象，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高度。
第二， 浓郁的抒情与深沉的人生哲理的有机统一。
中国文学富有抒情的传统，强调寓理于情，讲究情与理的统一。曹禺的审美追求并不是一般的去再现生活的真实，而是在剧作中熔铸着作家对生活的独特感受、深沉思考，从而展现出一幅幅“情理交融”的诗意境界。曹禺多次谈到：“‘真实的生活’和‘生活的真实’不是一个东西。我以为要写出‘真实的生活’还不是最难的。你熟悉一点，就能写出某一点真实的生活，但是要写出‘生活的真实’你就必须懂得全局，写出社会的本质，让人全面地认识生活、理解社会。” [5]他的作品正是作家在对生活强烈感受、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围绕人物性格刻画，向凝聚着生活的丰富内蕴和搏动着时代旋律的人物内心世界深入探索的必然结晶，是创作主体拥抱、深入创作客体并使二者高度融合的产物。作家极其熟悉他所描写的旧中国那鬼影重重的社会生活，对被压迫被损害的妇女和劳动人民尤有深切的理解。他深知的同情他（她）们的悲惨遭遇，赞美他（她）们灵魂深处所焕发的不屈人格。在创作中，作家宗，把被压迫被损害的妇女和劳动人民反封建的叛逆性格与丰富的人性美，置于艺术表现的中心。曹禺善于从被压迫被损害者极端、异常的性格和矛盾、变态的心灵世界中，去发掘反封建个性意识及其人性的特有魅力。作家对蘩漪和陈白露人性美的发掘，是深入底里、激动人心的。按照世俗的眼光，蘩漪、陈白露似乎是伤风败俗、罪孽深重的；然而作家却从“乱伦”的背后和已经堕落而又不甘沉沦的内心矛盾中，发现了她们灵魂深处顽强挣扎的生命力及其反封建叛逆精神。从生活出发，按照她们各自所处的环境与经历，以夸张、强调甚至变形的方法，赋予她们以鲜明、独特的性格与行动。所谓蘩漪的“可爱不在她的“可爱”处，而在她的“不可爱”处，她的“不易为人解悟”的特殊的“魅惑性”，就在于她的内在的动人的人性美，是以反封建的“阴鸷性的力”的变态形式呈现出来的。陈白露内在深处那顽强的、不屈的人性美，是透过她那日益堕落而又不甘沉沦的矛盾痛苦的心理活动渲染出来的。正是在紧张、剧烈，不断深化的灵魂自我搏斗中，她那奋力挣扎的个性意识战胜堕落性而升华到一种诗意的境界：与其屈辱、痛苦的在鬼魅世界中厮混，不如一死求得灵魂的安宁。陈白露这个不能自拔的堕落者的自杀，之所以成为震撼人心的悲剧，就因为作家以夸张、变形的方式，从她那矛盾、痛苦的灵魂深处发掘出了渴望“太阳”、“春日”和“美好生活”的人性之光。“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透过这支希望与绝望剧烈交战的凄恻感人的心灵回旋曲，我们依稀地听到行将涅磐的人性对“太阳”、对“光明”的余音袅袅的呼唤。此外，仇虎那蛮悍、粗犷，激荡着原始生命的复杂性格，愫芳那又凄凉又甜蜜的反常心态，都是他们反封建叛逆精神已经觉醒的个性意识最富于诗意的表现方式。所有这些描写，显然是作家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感受和激情凝结，一直成为讴歌被践踏的妇女和劳动人民的人性美，揭露旧社会旧制度的黑暗与罪恶，抒发作者沉郁、激荡的诗意激情、最独特、最有效、最震撼人心的艺术表现途径。
可见，曹禺剧作既熔铸着作家真诚炙热的主观情感，又凝聚着他对现实人生问题的深沉探索与哲理思考，因而形成了一种情理交融、意蕴深邃的诗意境界。作家自己曾说，“最好的剧本总是情理交融的”。这正是曹禺向戏剧艺术民族化高峰攀登的切身体验。
第三，地方民俗风情的艺术表现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互交织
以鲁迅为主将的五四作家们，十分重视作品的乡土特色，常常在作品中描绘不同地方色彩的民俗风情，用以衬托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批判黑暗的社会人生，强化了反封建的意义。
曹禺的剧作同样注意把人物安置在富有地方特色的城市或乡镇的民俗风情环境中，在最富民俗色彩的婚丧的场面里，刻画人物的性格，多侧面的映照出人物的文化心态。情景相生，物我交融，形成曹禺话剧独特的民族氛围。《雷雨》里的周公馆和《日出》里大城市豪华旅馆的陈设布置，人物的对话，都富有浓重的地方特色与时代气氛。《北京人》的第一幕置景提示语，洋洋洒洒近两千言，围绕小花厅把曾家大少奶奶曾思懿的卧房，文清的睡房，曾老太爷的寝室、小书斋和大客厅的陈设：古老的苏钟、玉如意、盆景兰，红宝石古瓶，玻璃鱼缸，董其昌的行书条幅，垂着黄丝穗的七弦琴……铺写的生动逼真，层次井然；曾家当年的气派，峥嵘的往昔，历历在目，但屋内的清冷沉闷，天空断断续续的哨声，胡同里传来的小车单调的“孜妞妞，孜妞妞”的声音以及磨刀剪的人烂旧的喇叭“唔瓦哈哈”的吼声，无一不与曾家的“气派”形成鲜明强烈的反差，预示着曾家的衰败没落。这段文字犹如一篇深沉的散文诗，实则句句写人。整出戏里，始终贯穿着小贩吆喝叫卖的市声，算命瞎子的铜钲，独轮小车的轮轴声，更锣梆子声。就在这京味浓郁的生活环境里，戏剧充突在展开，人物的灵魂在撞击，在呻吟，整个戏的内在意蕴逐步表露出来了。
注重诗的意境创造，是中国文艺的传统。无论是小说、诗歌或戏曲艺术中，优秀的作家总是重视创造情景交融的意境。用以衬托人物的心灵，突出人物的思想性格。曹禺的剧作，注意在平凡的日常生活里，为人物设置充满诗意的场景，让人物在抒情的独白或含蓄的对话里展示优美的心灵。《北京人》里愫方同瑞贞倾诉心曲时，不断响着暮秋的雁叫，断续的军号声，氛围凄清沉静，衬托出愫方那舍己为人的高尚心灵。《家》的第一幕，喧嚣杂乱的闹洞房之后，月光皎洁，梅花莹白，湖波明亮，杜鹃酣唱，展开了觉新与瑞钰发自肺腑的内心独白，纯朴而真诚，深沉而凄清，情景交融，饱含诗的韵味。《家》的结尾，在大雪纷飞、杜娟哀鸣里瑞钰逝去。洁白清寂的雪景映衬着人物内心的纯净高洁，暗示着雪化冰消之后大地回暖，春光明媚，包孕着深长的意蕴。
注意地方礼俗的描写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交织，使剧作具有生活气息和诗化韵味，大大强化了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统一，这是曹禺对现代话剧民族化的富有个性的艺术创造。
立于世界戏剧之林的忍从型悲剧人物
从世界悲剧角度看，曹禺的贡献在于：他以全部话剧创作实绩，使得悲剧这一西方品种中国化，为世界悲剧之林增添了“忍从型”这一极具民族个性的悲剧类型。
悲剧起源于古希腊的酒神剧，酒神精神中的“开阔激荡，郁愤沉挚”的现世生活精神生活是悲剧的内蕴。无论是《哈姆雷特》，还是《俄底浦斯王》，都是以表现英雄、伟人为主，用热烈奔放的大段抒情自白来表现悲剧的壮美和情感的大悲大恸，以冲突的激烈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曹禺则是从现实生活提炼出悲剧冲突，描写平凡生活中受压迫与摧残，遭压抑与扭曲的悲剧人物，反映出悲剧深刻丰富的社会意义。作家描写灰色人物，小人物的悲剧，总是致力于反映人物精神追求方面的深刻痛苦，深入探索悲剧人物的内心世界。运用艺术手段把这种精神痛苦的深度传达得淋漓尽致。他的悲剧不是主要呈现为悲壮崇高，而是写出一种忧愤深沉、缠绵抑郁的美，折射出中华民族独特的含蓄委婉的审美个性。曹禺的悲剧艺术正是如此使话剧这种外来的新兴艺术样式在中华民族的艺术领域里发展成熟并扎下根来，成为原汁原味的民族艺术范式。
中国人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熏陶，形成了中庸的人生观，它要求凡事要有节度、合乎中道，适可而止，不走极端。然而中庸的要求却把中国人的处世抹上了一丝退守忍从的灰溜溜的色彩。在黑暗的现实的压迫前，常易变得泯灭自我，含垢忍辱，洁身自好，故作通脱，多做缓解生存与环境尖锐冲突的消极抗争。“非和弗美”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中和之美”是中国美学历几千年不变的基准。中国古典悲剧艺术，在这种“中和之美”的理想要求下，执意把握并成功创造出了一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风格基调。
曹禺塑造了瑞珏、翠喜、愫方这样忍从型的悲剧女性，她们在含垢忍辱的悲剧生涯里永葆善良忠贞，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为他人而耗尽自己。她们“思而不贰”的情操，“勤而不怨”的秉性，“曲而不屈”的行为，“美而不矜”的风度，自然而然使这些剧作形成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风格基调。更为可贵的是，通过对以曾文清、周萍、觉新等为代表的一个个的“灵魂的躯壳”的塑造，进一步丰富了“忍从型”这一极具民族个性的类型的文化内涵。以曾文清为例，他是剧中曾家第二代“北京人”。他聪颖清俊，善良温厚,不乏士大夫阶级所欣赏的潇洒飘逸。他的悲剧在于，他所长期生活其间，受其多年熏陶的封建儒家文化思想和教养，腐蚀了他的灵魂。长期的隐、忍，使他失去了斗争的信念。精致细腻的生活消磨掉展飞的健翎。他身上理应得到健全发展的真正的人的因素，人的意气，被消耗，吞噬了。重重对生活的厌倦和失望甚至使他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懒到他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懒到能使一个有眼的人看得穿“这只是一个生命的空壳”。他尽管爱上一个空谷的幽兰，却只敢停留于相对无言中获得慰藉，爱不能爱，恨不能恨。他出走后又沮丧地归来，以至吞食鸦片自杀，都是必然的。曾文清的悲剧有他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更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中国几千年礼教与宗法的桎梏，使这些旧家庭中的悲剧人物没有自由，无法呼吸，在痛苦的压抑与深沉的苦闷中，渐渐耗尽生命。这是人的悲剧，灵魂的悲剧。“不说话”的曾文清在剧中似乎消无声息，却让人感到从内到外的悲哀，沉重的压抑，这是心死的悲剧。中国式的悲剧。无声无息却惊心动魄。历史将证明，对于中华民族悲剧精神的发扬光大，曹禺“忍从型”悲剧形象持久恒远的影响与价值。
民族化风格的成因
为什么在中国群星灿烂的剧坛上，曹禺具有如此的的舞台生命力？为什么曹禺象启明星一样恰好升起在三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最黑暗专制的夜空？而在他之前，许多才华横溢的伟大先行者们，筚路褴缕，克尽其能，却没有这样幸运……
艺术巨匠和杰作，不是任何时代都有的，它是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首先，我们不能不谈到曹禺的主体条件，亦即创作个性。创作个性是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主体特征，是联系生活与艺术的桥梁。通过这条必由之路，作家把实在的自我，和前人的艺术经验以及接受者的期待视野融为一体，构筑成独一无二的艺术自我。
曹禺创作个性的基础，无疑是他特殊的生存体验。曹禺1910年出生于天津的一个破落的百姓官僚家庭，除天津外，曹禺还先后在宣化、北京、南京、江安、重庆等地居住、学习或工作过，一辈子基本没有离开过城市。他的社会联系、生活视野也大致局限在这个范围里。虽然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曹禺曾参加过学生爱国运动，但他毕竟没有夏衍、冯雪峰等人那种职业革命家的经历，甚至很少像左联作家那样直接投身于政治活动，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家庭的变故和时代大潮的冲击，把曹禺从一个官僚子弟变成了城市平民，自从离开家庭，只身闯入社会之后，起码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曹禺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既算不上平安无事，也说不上轰轰烈烈。总之，像平常人一样经历着时代的动荡不安，感受着平民的喜怒哀乐。在曹禺的生命体验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城市上层的封建官僚及其后裔，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洋奴买办、以及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下层城市平民。他对时代精神的领会，对革命的认识，对历史主人公的理解，主要是通过家庭生活的变动，平常人事关系的分化改组，或私人交谊间接地感受到的。曹禺的生存体验并不十分宽阔，但却很特殊，也很深刻。旧人多于新人，家庭重于社会，女性胜过男性。
曹禺是在令人窒息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出生即失母的精神创伤，使幼小的曹禺感到无形的精神重压，塑造了他的忧郁气质和悲悯情怀。所以，《雷雨•序》的开头便是一段夫子自道：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纵然在人前我有时显露着欢娱，在孤独时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自己不断来苦恼着自己。这明白无误地说明曹禺的心理类型是内倾的，而内倾和含蓄是东方人传统的心理素质。这种独特的个性致使他对家庭、社会和人生产生某种无法摆脱的悲剧性感受，也使他的作品呈现出独特的缠绵抑郁的民族审美风格。
曹禺对中国传统戏曲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的童年是在传统戏的熏陶中度过的。曹禺曾说过，“我对戏剧发生兴趣，就是从小时候开始的，我从小就有很多机会看戏，这给我影响很大。” [7]这种从小由传统戏曲文化养育起来的审美情趣，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以后的创作。
曹禺认为，中西一切伟大的戏剧家，都以能够满足普通观众的艺术期待为其成功的首要前提。剧本创作的根据，是特定时代的民族审美期待。作品要想获得观众——“剧场的生命”，就不得对此置之不理。他明确意识到中国戏曲“必令生旦当场大团圆”的格局，来自中华民族善恶昭彰的正义感和理想主义情愫，虽然在其前期作品里很少大团圆的俗套，但褒贬分明的审美判断却强烈可感，构成其民族品格的重要一面。
在艺术处理上，曹剧也力求适应新旧市民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它主干突出，背景戏，过渡戏一律推到幕后，重点台词常化成各种变调的形式再三奏响，如繁漪和陈白露那些有名的独白。关键细节则不惜冒着“重描”的危险反复强调，如《雷雨》中藤萝架上中线走电，《日出》里的帐单，《北京人》的棺材，都曾几度提到，反复渲染。其中有的出于思想内容的要求，有的则是由于观众的局限。“原因是怕我们的观众在鼓锣喧嚣的旧戏场里，吃瓜子，喝龙井，谈闲天的习惯还没有大改，注意力浮散，忘性太大，于是不得已地说了一遍再说一遍。” [8]
另外，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喜欢故事引人入胜。情节曲折动人。传奇性，是中国传统戏剧美学的特征之一。观众喜欢曹禺的戏剧，感到他写的戏真是有“戏”。他以曲折的故事情节，激烈的戏剧性冲突，紧张的戏剧场面而引人入胜，扣人心弦。曹禺的作品正是满足了中国观众的传统审美习惯，从而赢得了观众。
总之，曹禺戏剧强烈的民族风格的形成不仅仅由于他自觉的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族戏剧的优秀传统，更在于他根植于中国民族的、现实的生活土壤里所形成的独特的审美个性。
曹禺崛起于三十年代剧坛上，高举话剧民族化大旗，把中国话剧艺术推向高峰。而二十年代的著名作家田汉、夏衍等，谁也没有达到如此高度，原因何在？如果仔细比较曹禺和夏衍的艺术追求，不难发现，虽然两人都从市民的心态剖析出发，但曹禺尊重“普通观众的趣味”，而夏衍则更关注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夏衍的剧作被誉为“政治抒情诗”(唐韬语)。人物行动的结局，绝大多数是“由涸澈到江湖”，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斗争。由于没有曹禺那样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不十分注重市民观众的艺术情趣，再加上职业政治思维习惯，夏衍剧作并没有完全化入中华民族传统的正剧艺术审美追求中。中国市民更神往于一种中国式的让观众“喜闻乐见”的话剧艺术，所以与田汉的大段朗诵诗式的宾白，夏衍的政治目的明确而不愿迎合世俗的话剧相比，曹禺的以现代市民观众的审美情趣为参照尺度的作品，才是属于民族的，是属于广大群众的。
《原野》象征中主义在什么方面体现 曹禺艺术特征 分析繁漪人物形象
《雷雨》中"雷雨"的多重象征意义陈霞(江苏省常州物资学校,江苏常州213001)摘要:"雷雨"作为一种以"郁闷,压抑,触目惊心''为特征的意象在《雷雨》中具有多重象征意义."雷雨,,既是作品人物性格特征的象征,也是整个戏剧的氛围和剧情展开的节奏,更是作品矛盾冲突的特征.关键词:《雷雨》;"雷雨"意象;象征意义中闰分类号:106.3文献标识码:''''(,213001):,"",,"-"船.."".,.".""'-船.:;"";阅读曹禺这位现实主义大师的戏剧作品,感受最深的是他象征手法的运用.例如《雷雨》中的"雷雨",《日出》中的"日出",《北京人》中的"北京人"都是特定意义的象征.特别是《雷雨》中的"雷雨"更是具有多重象征意义,正是这特定意象的多重象征意义,使戏剧的题目与内容,主题与艺术表现手法,人物性格与戏剧氛围获得了完美的和谐统一.1曹禺与象征手法的借鉴运用作为一种特定的文艺思潮流派,象征主义最先出现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法国,主要表现于诗歌创作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影响遍及欧洲各国,波及各个艺术门类….五四前后,象征主义文学传人了中国.与此同时,中国文坛中也出现了许多运用象征手法的作品,例如:戴望舒的收稿日期:2005—05—23作者简介:陈霞(1966一),女,江苏如皋人,讲师,本科.《雨巷》,鲁迅的《秋夜》《狂人日记》,郭沫若的《凤凰涅槊》.曹禺从小爱好文学,读了不少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1922年他进入天津南开中学,又阅读了大量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他曾说,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使他"激动".曹禺1928年升入南开大学政治学系,1929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图书馆和书库里贪婪地研读着世界名着.曹禺不止一次地说:"外国剧作家对我的创作影响较多的,头一个是易卜生."易卜生的戏剧表现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明喻,暗喻,象征手法的运用,使他的剧作摇曳多姿.曹禺没有学其皮毛,他把易卜生的几副笔墨谙熟于心,常融合各种艺术技巧,特别善于运用象征手法,借助意象把细节的描写,真实的物象同人物的命运,戏剧的冲突,意境的渲染等都统摄在特定的情景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剧作是《雷雨》"雷雨"黄石理工学院学报2006钷作为一种以"沉闷,郁热,极端,压抑,触目惊心的总爆发"为特征的意象在戏剧《雷雨》中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的特点,它既代表着自然界的雷雨构成戏剧的氛围和剧情展开的节奏,又是人物性格和感情的潮汐和激荡,它为作家雷雨般的热情构筑了情景交融的诗意境界.2"雷雨"体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雷雨》中繁漪和鲁大海的性格是最具"雷雨"特征的2.繁漪极端,彻底,敢爱敢恨,有那种可以摧毁一切的原始的"蛮力".她素来有些阴鸷怪异,时而敛声息气,时而疯狂爆发,她可以说是"雷雨"的化身.她敢说敢做敢爱敢恨毫无顾忌,她的语言像犀利的刀,像锋利的剑,尖刻辛辣,痛快淋漓.她爱周萍便不顾一切,把生命,名誉整个交给了周萍.可当周萍背叛她时,她亦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一切手段加以报复.为了破坏四风与周萍的关系,她先是想借四凤之母鲁侍萍带走鲁四风,后在杏花巷周萍与四凤幽会时,她竟然将周萍能逃走的唯一窗户关死,想借鲁大海之手置周萍于死地.暴风雨之夜,周萍决定带四凤离开将大门锁住,叫来周朴园,迫使所有的人面对面地站到一起.于是所有人物间的关系,一切最残酷的事实被揭开了,最后鱼死网破,三死一跑一疯一呆.她那畸形的爱情,欲望的冲动,都裹挟着一种闪电雷鸣般的突发性和猛烈性,再没有比从爱到嫉妒到破坏更直更窄的路了.她的痛苦最深,渴望最强,所以爆发得最疾,最猛,就象"雷雨".鲁大海身上最鲜明的性格特征是与邪恶作斗争的清醒与嫉恶如仇.他有着强烈的阶级意识,在他心目中,富人与穷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天然地横着一条不可跨越的沟壑.他性格粗犷,直率,自信和实际,他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他领导工人罢工,不为利诱,不畏威吓.鲁大海有可贵的阶级立场,不屈的斗争精神和对资本家清醒而深刻的认识,鲁大海这种毫不畏惧,敢说敢做,雷厉风行的性格正如"雷雨".3"雷雨"在艺术表现中的作用"雷雨"作为一种特定意象的象征意义不仅体现在人物的性格特征上,而且也体现在作品的艺术表现手法上.3.1"雷雨"是整个戏剧的氛围和剧情展开的节奏剧作开始于雷雨前的背景下.第一幕交待:"这是十年前一个夏天的上午…'屋中很气闷……是将要落暴雨的神气".作品交待故事发生所处的自然环境——气闷郁热的雷雨前,而且这种雷雨氛围伴随着整个戏剧.不仅自然环境处在雷雨前的郁闷之中,而且人文环境亦如此,周鲁两家平静圆满的外表下隐藏着无数的矛盾和巨大的灾难,必将酝酿着一场暴风骤雨,电闪雷鸣,而且这种环境氛围伴随整个剧作."屋中很气闷……是将要落暴雨的神气"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剧作开始了第一幕.周萍与周繁漪的乱伦,周萍,周冲和四风之间的爱情纠葛,鲁大海与周朴园的势不两立,特别是"喝药"一场戏惊心动魄,家庭成员对周朴园专横,霸道敢怒而不敢言的不正常关系预示一场暴风骤雨在所难免,这是全剧的引子,与自然界的雷雨一样,周家的暴风雨正在酝酿中."午饭后,天气很阴沉……使人成为烦燥的人".第二幕周繁漪为留住周萍威逼利诱,并找来四凤之母鲁侍萍,希望鲁侍萍将四凤带走以绝周萍的后路,而鲁侍萍却是周朴园3年前抛弃的前妻,周萍的生母.鲁侍萍与周朴园意外相遇,30年的爱恨情仇聚焦于这意外的一瞬间,失散了30年的亲人相见,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母子之间欲认不能欲罢不忍,爱也不能,恨亦不能.暴雨前隐隐雷声,使矛盾进一步明朗,冲突进一步激化,剧情进一步向前推进."虽然方才落了一阵暴雨……狂雨就快来了".随着暴风暴雨的即将来临,剧情更进一步向前推进,杏花巷"发誓"一幕预示矛盾已进入白热化,一触即发.繁漪围堵周萍,欲置周萍于死地,说明她已作困兽之斗,大有不拼个鱼死网破誓不休之意.同时,周鲁之间的阶级矛盾更明显地表现为势不两立,不可调和.第四幕 剧名剧作以“日出”命题。它既是浩浩荡荡的大时代的光明与力量的象征，又是对生活在黑暗中的没有光明的前途的剧中人物的一种反衬。
寂静的暮色，怪相的黑云遮住了天，苍苍茫茫的原野中，巨大的灰色枕木静静地躺着，随着一声长长的火车汽笛声，枕木开始慢慢的颤动，一根、二根、三根……，那也许是希望，也许是险恶，也许是反抗，也许是忧郁，《原野》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拉开了序幕。那原始的氛围，沉郁的土地以及扭曲的人性，特别是第三幕阴森恐怖的冥幽世界的出现，使《原野》全剧笼罩着厚重的神秘色彩。本文试图透过剧中随处可见的象征意象的表面，撩开这层神秘的面纱，窥见曹禺这位戏剧大师在本剧中的创作理念。
《原野》中的象征意象随处可见。当然，象征意象的点染是非具象的，剧中依惯例也没有旁白、独白，面对神秘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这恰恰给了读者和观众以无限思考和感受的空间，从而超越故事情节本身的描述，以品味悲剧的真意所在。
首先，剧本中前后一再出现两个象征性意象：火车及铁镣：在那“林外迅疾地奔驰”[1]、一直通向“无边”的火车，寄托着“受迫害最深的人”――剧本主人公仇虎和金子的“心” “飞”向“黄金铺的地方”的美好追求；而“铁镣”则象征着永远挣脱不了的受奴役的命运。剧作家一再从现实生活中强烈地感受到：人对理想的自由生活的追求，总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束缚着，桎梏着，这之间形成一种矛盾。作家怀着郁闷、痛苦焦灼的心情探求着：这是怎样的“无形力量？也许作者在理论上无法作出明确的概括，他将自己的主观见解隐藏在人物的刻画上，戏剧的冲突中，他善于“展示”，读者会从剧作家的形象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于是，人们从《原野》里充满生命力的仇虎和金子的“复仇”――实质是对被奴役命运的挣扎与反抗中，发现了统治农村几千年的封建宗法思想的阴影与“铁镣”：他们必须“复仇”，因为“子不报父仇，大逆不道”；他们必须杀死无辜的焦阎王的儿子焦大星，因为“父债子还”是“天经地义”；他们必须谋害焦阎王的孙子小黑子，因为“断子绝孙”才是最大的“复仇”；但“恶有恶报”的报应观念却像沉重的铁镣一般紧紧桎梏着他们，使他们最后陷入了精神崩溃的边缘。显然，这种无以摆脱的封建宗法思想的“镣铐”，才是这对“受迫害最深”的盲目的复仇者不可能获得真正自由的“更内核的原因”。
其次，沉郁的大地，莽莽苍苍、无边无际的“原野”本身就使人嗅到一股浓烈的原始、贫瘠而又肃杀的愚顽之气，而从小便被这种强大的“地气”“滋养”着的仇虎又如何能摆脱已经浸透到骨子里的蛮荒与蒙昧呢？因此，剧目“原野”本身就预示了这个复仇的故事注定是个悲剧。当戏剧的第一幕刚刚拉开的时候，仇虎已经在焦家等待大星十天了。与其说这十天是等待还不如说是抉择。作为猎人的仇虎已然别无选择地端起了复仇的枪，也瞄准了他的“猎物”，可想到枪响后即将面对的“血淋淋”，他的手连同他的心都在颤抖。他困惑、矛盾、痛苦、彷徨，了解他的金子一语中的：“你的手下不去”，这更令他焦躁不安：一边是家族的血海深仇令他无法推卸复仇的责任，一边是牵累善良而又无辜的儿时伙伴令他于心难安，毕竟大星除了是“阎王的儿子”之外，再无一点过错。“他连一个蚂蚁都不肯踩”，“他从前看我像他的亲哥哥”，这些都是仇虎不能不承认的客观事实。 然而，复仇似一支无形又有力的手，推动着他只能走这条不归路。为了寻找心理上的平衡，消除一直扰乱他心境的罪恶感，仇虎只好设计大星。“我现在想，想着怎么先叫大星动了手，他先动了手，那就怪不得我了。”他耍出泼皮无赖的手段，用自己与金子的私情来刺伤大星，怎奈懦弱到了顶点的大星竟然忍受了他这种公然践踏自己男性尊严的行径，使仇虎只有主动砍下这一刀。这一刀终于是砍下去了，可仇虎用仇恨支撑起来的精神大厦也在这一刀落下的同时顷刻间瓦解了，还没等到他品尝梦想已久的快意与轻松，人已“似中了魔”：“我的手，我的手。我杀过人，多少人我杀过，可是这一双手头一次是这么发抖。”“血洗得掉，这‘心’，跟谁能够洗得明白。”如果说之前的这种完全出于直觉而非理性的罪恶感还有复仇的意念在消解的话，那么此刻则完全地左右了他的整个魂灵，终于使他在逃亡的黑林子里出现了幻觉。仇虎是个农民，是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在他的思想意识中存在封建迷信的观念是非常正常的。他害怕沾满血腥的自己死后下地狱受煎熬，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直觉反应，可越是怕就越是会在头脑和意识中出现，这也符合人之常情。因此，第三幕牛头马面、阴曹地府的出现很显然是剧情发展的必然。仇虎竭力在阎王面前申诉自己的冤仇，以求宽恕，这恰恰说明仇虎的潜意识当中是判定自己有罪的。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仇虎那么惧怕焦母的叫魂声和庙里的鼓声，并没命地想逃脱它们的追逐，因为声音唤起了他内心对自己与阎王无异的罪恶的谴责与悔恨。
第三，我们来看一看陈设并不复杂的焦家，这个凝聚了仇虎满腔仇恨的小空间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建社会的缩影。挂在正屋墙上的“是一帧巨阔、油腻的焦阎王半身像，穿着连长的武装，浓眉，凶恶的眼，鹰钩鼻，整齐的髭须，仿佛和善的微笑着，而满脸杀气”，焦阎王身穿军装、满脸杀气的画像，象征着这个罪恶的幽灵不仅繁殖着罪恶，也始终主宰着这黑暗的世界。它使满怀着一腔复仇希望的仇虎不断受着他无形的讥讽和精神折磨。这是否意味着仇虎以一介莽夫之力与残酷的封建统治者较量根本就是一种妄想呢？或者就是以卵击石。也正是他嘲弄般的审视，才使得不甘认输的仇虎不得不重新确定复仇的对象，导致了新的悲剧的上演。还有一个不容轻视的小道具便是屋子左面供奉的神龛，“左门旁立一张黑香案，上面供着狰狞可怖、三首六臂金眼的菩萨……现在香炉里燃着半股将尽的香，火熊熊燃，黑脸的菩萨照的油亮油亮的”，它把一切的封建精神统治及其孕育出的愚昧、迷信具象化了。正是在这千百年“香气”的熏染中，统治阶级禁锢了人的灵魂，即使有的人思想中进发出了抗争的火花，也常常会因无法辨识正确的方向而遭禁锢。我们从仇虎在瞬间迷惘之后选择了与阎王一样的断其子孙以绝其家族命脉的复仇手段，而作为封建统治卫道士的焦母一下子便确定仇虎新的复仇对象会是自己的儿子，便可体会出其毒害之深。因为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反抗者，他们的思维居然都定势在断子绝孙这个传统的中国封建宗法伦理观念上。
第四，第三幕出现的“头顶平天冠，两手捧着玉笏的黑脸”的阎罗王、“披带青纱，乌冠插着黑翅”的判官以及牛首马面、青面小鬼等构成的幻觉世界的恐怖情景，它正是现实黑暗、残酷的活写真。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被焦阎王逼死的仇父，卖到妓院、悬梁自尽的妹妹判成上刀山、下地狱，而判罪魁祸首的焦阎王上了天堂。仇虎对阎罗王不公的控诉，就是对现实世界不公的控诉；他对阎罗世界法律的揭露，也正是批判着现实世界的法律。作者采用这样非现实的象征手法，是借以反映被压迫者痛苦万分的心声，写出现实压迫的横暴。正如鲁迅先生在《何典》中所说：“作者便在死的鬼通符和鬼打墙中，展示了活的人间相，或者也可以说是将活的人间相，都看作了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2]它有着“现世相的神髓”，使仇虎的悲剧有一种不得冲出重围和不可摆脱的历史真实的意味。并且，也正是在这一幕里，我们得以一点点、一步步地跨进了仇虎的潜意识世界，与他的心灵贴近，以探究复仇后的灵魂为什么依旧流血流泪为切入点，向曹禺的创作理念进行更深层次的追索与探深，把现实的意义加浓加重。
在《原野》中，象征意象的应用似乎使《原野》这个现实生活中确有的农民复仇故事远离了现实，变得离奇而又飘忽，于是自《原野》问世以来，招致了人们的一些误解、误读，但它却加深了人们探求神秘的兴趣，同时它还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启示，那就是：单纯地、绝对地以现实主义角度审视《原野》，并不能直接逼近这部剧作的核心与实质问题，更不利于促进研究向作家作品本位的回归，而只能局限于外在的分解。而要求一个作家一味遵从或保持现实主义的风格既不合理也不公平，更会扼制对新手法的运用和新理念的探讨。
我们既不能绝对地以现实主义角度审视《原野》，更不能绝对地以阶级斗争（农民对地主的斗争）角度来审视《原野》。长期以来，在文艺批评中有一种误解，认为反映农民对地主斗争的作品才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其实，这是一种对历史和现实的误读。阶级斗争化仅是历史和现实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远远不是全部。《原野》本质上不是写的农民与地主的斗争，因为仇家按照经济地位来说，在遭受焦家迫害之前和焦家相当，至少不必焦家差，是焦阎王觊觎焦家的一片好田地，他才利用自己当军阀连长的特权，害得仇家家破人亡。这里写的是全人类的共同弱点：嫉妒、野蛮的占有、阴谋诡计的实施等等。而仇虎在斗争之后的强烈地复仇也是具有全人类的共同弱点性质：父债子还，让对方断子绝孙，从而伤害无辜及幼小。这样看来，《原野》最大的特点是突破了阶级斗争的模式，廓大到了触及全人类共同人性批判的高度，具有对人类生存生命状态终极关怀和追问的性质，它的隐形理念是在批判全人类的共同弱点的同时，从反面映照出寻觅最佳人性，设计最美生存状态的需求，具有无限大的悲悯意识。长期以来，人们不但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剖析《原野》从而对它产生了误解和误读，而且对它的隐形的寻觅最佳人性、设计最美生存状态的审美追求的漠视。由此可见，我们批评家的肤浅和拘囿。为了配合作家这种创作理念契合审美理想，他用象征手法来作为这个剧本的外在形式。在我看来，这两者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使得《原野》成为从内容到形式高度统一的传世之作。如果这个剧本单纯地解读农民对地主的斗争，那么，象征手法的运用，便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即使勉强运用，也会使两者剥离。长期以来，我国的文学创作在使用象征手法上，存在一些偏颇，象征成为一种比喻，它太实太直接，太具象。而使用哲理的、抽象的象征手法则成为一种不成文的禁区，这是由于太绝对的现实主义，太绝对的表现阶级斗争的时代风尚决定的。曹禺的《原野》则成为另类，他上升到哲理的、抽象的象征高度，这是鹤立鸡群的作品，虽然招致一些误解、误读，但最终证明，它是同类作品的佼佼者！今天该是揭开它神秘面纱的时候了。
北京人(曹禺剧本《北京人》)详细资料大全
三幕剧《北京人》以一个典型的没落士大夫家庭曾家的经济衰落为全局矛盾冲突的线索於戏剧冲突发生的具体背景，以曾家三代人为主人公，展开家庭中善良与丑恶，新生与腐朽，光明与黑暗的冲突。通过这些冲突，深入封建家庭这一躯体深处，着力反映出封建主义精神统治对人的吞噬，人们在这种精神统治下对人生的追求，以及这种精神统治必然破产的结果。剧本作者曹禺谈到写作动机时说道：“当时我有一种愿望，人应当像人一样活着，不能像当时许多人一样活着，必须在黑暗中找出一条路子来。” 基本介绍 中文名 ：北京人 编剧 ：曹禺 主要人物 ：曾家三代 类型 ：戏剧 内容梗概,人物性格,写作动机,作品评价,创作评价,曹禺, 内容梗概 《北京人》的故事发生在三十年代初的北平。古老的曾家此时住着三代人，第一代人是已经死去夫人的垂死之人曾皓，第二代人曾皓的儿子曾文清，他的妻子曾思懿，一直在照顾曾老太爷的年近30岁的愫方，寄居在曾家的曾文清的妹妹曾文彩和她的丈夫江泰，第三代人曾文清年仅17岁的儿子曾霆和他18岁的妻子曾瑞贞，还有住在曾家的房客人类学教授袁任敢，他的女儿袁园，他的同事长相和身材都极像远古时期原始人的”北京人“。离开曾家多年的老仆人陈奶妈带着自己的孙子小柱子回到北京曾家探望自己的老主子，得到曾家第二代人曾家儿媳妇儿曾思懿假意的热情相待，一番交谈中讨债的人在曾家门外死死讨债，而曾家少奶奶却死死不肯给钱叫管家张顺将其赶走，张顺与陈奶妈一起骂着赶走了讨债人。一旁小柱子与曾霆，袁园一起玩耍。八月节晚上曾家人请客所有人在家里吃饭，曾思懿谈到愫方的出嫁问题，主张愫方嫁给袁任敢，曾皓和曾文清则予以反对，此时讨债人又来到门口讨债，袁任敢和”北京人“用武力赶走了讨债人。瑞贞发现自己已经有了身孕，而自身早已厌倦了曾家的生活希望打胎与袁任敢一行一起离开曾家，愫方劝其不要打胎，而瑞贞却心意已决。一方曾霆并不认可父母包办的婚姻而喜欢上了袁园，无奈袁园淘气没有表示。江泰责怪曾家人没心没肺喝醉酒无意将曾皓打伤，曾皓昏死住进医院，回来后刚好自己生日当天，邻家杜家向曾家讨债，提出条件要么交钱要么交出曾家房子要么交出曾皓年年上漆的棺材，曾少夫人认为父亲有钱，自己不愿出钱还债，提出交出棺材。江泰提出自己去找自己的朋友公安局局长，结果在大家的期待中江泰出走，交棺材的时刻已到，江泰却没有出现，在曾皓无助痛苦的呐喊中杜家人抬走了棺材，大少爷曾文清吞下鸦片断气而亡，曾霆写下了和瑞贞的离婚协定，愫方最终决定与瑞贞一起离开曾家，在劝好曾皓休息之后，愫方和瑞贞踏上了离开的汽车。 人物性格 曾 皓——在北平落户的旧世家的老太爷，年六十三。 曾文清——曾皓的长子，三十六。聪颖清俊，善良温厚，但是性格软弱无能，虽然已是中年却依旧没有生活经济来源，是一个”废人”从小与愫方相爱，却未能与愫方结合，在父母的主持下与曾思懿结合，后在绝望中吞食鸦片死亡。 曾思懿——曾皓的长媳，三十八九。自命知书达礼，精明干练，整天满脸堆著笑容，心里却藏着刀，虚伪，自私，多话，从来不知自省。平素以为自己既慷慨又大方，而周围的人都是谋害她的狼鼠。嘴头上总嚷着“谦忍为怀”，而心中无时不在打算占人的便宜，处处思量著“不能栽了跟头”。一向是猜忌多疑言辞间尽性矫揉造作，总之，她自认是聪明人，能干人，利害人，有抱负的人。 曾文彩——曾皓的女儿，三十三岁。 江 泰——他的女婿，文彩的丈夫，一个老留学生，三十七八。曾经做官，后来失势遭到通缉躲在曾家，有做实业的想法无奈未有实际作为。经常抱怨，然后喝酒 *** ，说话坦率诚实，最后一幕却欺骗了所有人拿着30元出去喝酒。 曾 霆——曾皓的孙子，文清与思懿的儿子，十七岁。性格软弱，反感自己的母亲，喜欢袁园。 曾瑞贞——曾皓的孙媳，霆儿的媳妇，十八岁。与曾霆没有爱情，后怀有身孕然后打掉，与曾霆协定离婚后瞒着家长们与袁家人一起离开了曾家。 愫 方——他的姨侄女，三十上下。性格温婉和善，沉默忧伤，处处忍让。父母早逝，来到曾家，一直承担著照顾曾皓的担子没有怨言，爱曾文清。最后在绝望与不舍中决定离开曾家。 陈奶妈——哺养曾文清的奶妈，年六十上下。性格直爽，有着乡下人的淳厚善良。 小柱儿——陈的孙儿，年十五。 张 顺——曾家的仆人。 袁任敢——研究“人类学”的学者，年三十八。 袁 圆——袁的独女，十六整。性格活泼开朗，天真率性，天真的说希望嫁给“北京人“ “北京人”——在袁任敢学术察勘队里一个修理卡车的巨人。 写作动机 剧本作者曹禺谈到写作动机时说道：“当时我有一种愿望，人应当像人一样活着，不能像当时许多人一样活着，不能像当时许多人那样活，必须在黑暗中找出一条路子来。” 作品评价 《北京人》是曹禺40年代戏剧创作艺术在40年代达到新高度的一个标志。是曹禺在抗日战争时期继《蜕变》后写成的另一部力作，也是曹禺认为自己最满意的一部作品。在业内被专家认为是曹禺先生最好的一部作品。 创作评价 《北京人》中的人物形象创作艺术上吸收了大部分其他作品创作的精华，在其中又另外有新的创造。例如曾思懿的形象与《红楼梦》中的王熙凤有一定的相似性，曾文清与《家》中的高觉新有所相似，而愫方则似乎综合了《家》中梅与觉慧的形象，而三代人各有矛盾又相互交织，使得全剧紧凑而富有张力。《北京人》显示出曹禺的戏剧创作艺术在40年代达到的新的高度。 曹禺 曹禺 曹禺(1910—1996)，原名万家宝，字小石，祖籍湖北潜江，在天津出生。自小家境富裕，常有机会去看文明戏和传统旧戏，培养了对戏剧的兴趣。1923年春入读南开中学，加入南开新剧团。1928年入读南开大学政治系预科，次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广泛涉猎西方文学，特别是戏剧文学。1933年大学毕业，到河北保定育德中学任教，数月后进入清华研究院研究戏剧。 曹禺就读中学时已开始以笔名投稿杂志，并参与戏剧演出。大学毕业前写成《雷雨》剧本，并于1934年7月在《文学季刊》上发表。1935年9月回天津，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外文系任教。1936年发表《日出》，同年8月应邀赴南京国立戏剧学校任教，后随校迁长沙和重庆。1942年初辞去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教职，从事戏剧写作和编导活动。1946年3月，与老舍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1947年1月回国，任教上海戏剧学校，后担任上海文华影业公司编导，自编自导了《艳阳天》一片。在中国 *** 的安排下，1948年底秘密转道香港再经烟台到达解放区，1949年2月赴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 *** 建政后，曹禺担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1952年6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曹禺任院长。文革期间被批斗，在北京人艺剧团和宿舍看守传达室。1978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恢复原名，曹禺再次任院长，并完成《王昭君》剧本。1996年12月13日在北京逝世。
曹禺《北京人》的主要人物
1、曾文清曾皓的长子，三十六。聪颖清俊，善良温厚，但是性格软弱无能，虽然已是中年却依旧没有生活经济来源，是一个”废人”从小与愫方相爱，却未能与愫方结合，在父母的主持下与曾思懿结合，后在绝望中吞食鸦片死亡。2、曾思懿曾皓的长媳，三十八九。自命知书达礼，精明干练，整天满脸堆着笑容，心里却藏着刀，虚伪，自私，多话，从来不知自省。平素以为自己既慷慨又大方，而周围的人都是谋害她的狼鼠。嘴头上总嚷着“谦忍为怀”，而心中无时不在打算占人的便宜，处处思量着“不能栽了跟头”。一向是猜忌多疑言辞间尽性矫揉造作，总之，她自认是聪明人，能干人，利害人，有抱负的人。3、江泰曾皓的女婿，文彩的丈夫，一个老留学生，三十七八。曾经做官，后来失势遭到通缉躲在曾家，有做实业的想法无奈未有实际作为。经常抱怨，然后喝酒自慰，说话坦率诚实，最后一幕却欺骗了所有人拿着30元出去喝酒。4、曾瑞贞曾皓的孙媳，霆儿的媳妇，十八岁。与曾霆没有爱情，后怀有身孕然后打掉，与曾霆协议离婚后瞒着家长们与袁家人一起离开了曾家。5、愫方曾皓姨侄女，三十上下。性格温婉和善，沉默忧伤，处处忍让。父母早逝，来到曾家，一直承担着照顾曾皓的担子没有怨言，爱曾文清。最后在绝望与不舍中决定离开曾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