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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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口号是深挖洞，广集食，备战备荒为人民.是什么意思
1972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11月24日《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时，传达了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6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对国际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毛泽东强调要突出备战问题，要准备粮食和布匹，要挖防空洞，要修工事。根据这些精神，1969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成立全国性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各省、市、自治区也纷纷成立各级人防领导小组，在全国广泛地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活动。于是人防工程规模在已有的基础上迅速扩大，人防工程的规格不断提高。
备战备荒是谁提出来的?
毛泽东，
中共党史上的80句口号（46）
“备战、备荒、为人民”
1964年5月之后，由于苏、美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对我国国民经济作一次重大的区域性布局调整，对东部（“一线”）和中部（“二线”）经济建设项目实行“停”、“压”、”搬”、“帮”，重点开发和建设西部（“三线”、“战略后方”）。对这一战略方针，毛泽东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加以概括。他说：“第一是战备，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这个口号后来多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联在一起使用，成为冷战时期我国国际战略防御构思的总概括
备战备荒为人民下一句
这句话为周恩来总理曾经提出，然后本来是比这三句话比较长的那句话，他是一个概括与概括成了这三个短句，备战备荒，备人民。【摘要】
备战备荒为人民下一句【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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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为周恩来总理曾经提出，然后本来是比这三句话比较长的那句话，他是一个概括与概括成了这三个短句，备战备荒，备人民。【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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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但是不对【提问】
不对吗？那让我再想一下，没有别的话了吧？[捂脸]【回答】
难道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回答】
也不对[比心]【提问】
[捂脸]【回答】
我再想想【回答】
那请问是几个字的呢是不是有字数的限制，所以你知道我的答案不对。。【回答】
这句话不就是单独的一句吗？没有什么其他的句子了吧？【回答】
[捂脸][捂脸]【回答】
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举国备战，全民皆兵
为把“备战备荒”战略方针落到实处，还需要具体的行动来实现。毛泽东随后提出“全党抓军事、实行全民皆兵”的号召，指示各级党委都要认真地抓军事工作，抓民兵工作，批判那种“只搞文不搞武”，“只要钱不要枪”的错误倾向。 1962年，毛泽东向各级党委重申做好民兵工作要做到“三落实”，分别是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和军事落实。首先是组织落实，要有基干民兵，有普通民兵，有兵有官；要有组织，有班、排、连、营、团、师。第二是政治落实，要做好政治工作，要设政治委员、教导员、指导员；要做人的工作，分清好人坏人。第三是军事落实，要有手榴弹，有轻武器；要搞训练，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国际形势瞬息万变，1968年美苏两大军事集团发生显著变化。美国被越南战争所累，无暇他顾。苏联借机迅速扩大自身军事力量。在此期间，中苏两国边境摩擦不断，中苏关系迅速跌入冰点。另外，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使我方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来自与自己接壤并拥有庞大军事力量的苏联的威胁日益增加，苏联已经接替美国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最新最大的危险。有鉴于此，自60年代中期起，中国战略防御的重点，逐渐由南向北转移，转移到华北、东北、西北地区。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立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应。3月2日，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3月15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上，毛泽东又具体地谈到了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战争的问题。1969年下半年，苏联的反华战争舆论明显加强，苏联还私下里向美国等国家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外科手术式”突然袭击的可能性，中国更直接、更严重地感受到来自苏联的战争威胁。 同年8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了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报告要求：在地方各级革委会统一领导下，吸收驻军和地方有关部门人员，组成各级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小组下设办事机构，承办日常业务工作。报告规定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的基本任务是：组织和进行对机关、部队和人民群众战略思想教育和防空常识教育；拟制对空防御作战计划并组织实施，等等。为保证战备工作的尽快展开，以适应当时十分严峻的战备形势，中共中央于1969年8月28日发布命令，这个命令既是一个广泛、紧急的战争动员号令，又是一个措辞严厉、态度坚决的要求立即停止武斗、安定形势的命令。 命令下达后，全国各地立即出现了传达、贯彻命令的高潮。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均在8月底和9月初召开各种会议，宣读命令，布置、检查、落实各项战备工作。 中国的紧张的备战工作在国际上产生了反响。1969年9月11日，应苏联方面的要求，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讨论了两国关系中的紧迫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苏联方面表达了缓和边界形势的愿望。双方商定，同年10月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谈判。但是，林彪等人，无视事实，仍继续对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做出越来越严重的估计，认为大战在即。10月中上旬，为防止大规模突然袭击，中央负责人及一些老同志陆续疏散离京。10月19日到20日，许多大中城市也进行了紧急疏散或防空演习。10月中下旬，整个国家处于临战状态，战备活动进入高潮。 随着中苏边界谈判以后，两国关系有所缓和，立即爆发战争的迹象逐渐减少，全国全军备战活动逐渐走向缓和。此后，各地战备工作重点已从临战在即的紧张中解放出来，转移到战备教育、战备动员、战备训练、战备组织、物资储备、人口疏散等方面，具体内容有：首先是战备动员、教育。按战时要求组织指挥机关，疏散城市人口、物资。这是当时各地普遍开展的活动之一。北京、上海、广州、长春、郑州等大中城市的一批高等院校或被外迁，或被裁并，或以办五七干校、试验农场、分校、进行革命教育实践等名义，疏散到农村。与此同时，大批中等专业学校被裁并，教师和干部被下放。其次是修建地下防空工事。最后是狠抓民兵工作三落实。这是当时各级革委会普遍重视的一项工作。把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学生以及街道居民都以民兵的组织形式组织起来，实现全民皆兵。 转年到了1970年，国际形势趋于缓和，中国领导人在和平与战争的问题的认识上发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在一些文件中更多地被代之以“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全国的战备工作也逐渐趋于平稳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