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北京大学有“国际关系外交学院”么？
北京大学有国际关系学院，设有外交专业，但是没有国际关系外交学院。通常说的外交学院是一所独立的大学，北京大学设有外交专业的学院是国际关系学院，专业大类为国际政治，专业方向为国际政治、外交学与外事管理和国际政治经济学，隶属于北大社会科学学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简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是中国综合性大学中建立最早的国际关系学院，是我国培养国际问题和外交、涉外工作应用、研究和教学专门人才的最重要基地。学院前身为1960年北京大学建立的政治学系。1963年，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更名为国际政治学系。1996年11月，北京大学组建成立国际关系学院。学院有5个教学系，有4个本科专业；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设立1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有6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8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类别。截至2020年秋季学期，学院共有本科生554人，硕士研究生340人，博士研究生174人，其中港澳台及外国留学生总计350人；有在职教师54人。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简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介绍
1、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是北京大学的一个二级学院。
2、学院前身为1960年北京大学建立的政治学系。1963年，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更名为国际政治学系。1996年11月，北京大学组建成立国际关系学院。
3、据2021年4月学院官网显示，学院有5个教学系，有4个本科专业；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设立1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有6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8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类别。截至2020年秋季学期，学院共有本科生554人，硕士研究生340人，博士研究生174人，其中港澳台及外国留学生总计350人；有在职教师54人。
李鸿章“以夷制夷”外交政策失败的原因
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清政府自始至终对关于国家的主要威胁的判断上是摇摆不定是错误的。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清政府完全将日本视为威胁其统治的最大敌人，并通过联俄制日，但是实际上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在日俄战争之前主要是来自于海上，而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沙俄与中国东北西北接壤，陆路相通其威胁远远大于日本。联合日、俄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无疑于是引狼入室。“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受到列强的奴役，变成一个办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有十几个，第一名是英国……而获得利益最大的两个国家一个是沙俄，一个是日本”[7]清政府在没有认清楚谁是威胁最大的敌人的前提下制定“以夷制夷”的对外政策就很难保证到“有的放矢”以及政策的连贯性，这往往容易造成清政府始终在列强之间疲于应付，“左右逢源”的出卖国家利益，很难以集中力量争取自己的国家权利。
第二，清政府“以夷制夷”政策的实施始终是在主权丧失、国力积弱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以夷制夷”这一政策实施的可行性必须有一个前提，即使用者自己必须拥有一定的实力，有较为强大的力量作为后盾。“以夷制夷”这种古老的外交传统之所以被清朝统治者所推崇、继承,主要是受到中国古代历代王朝“以夷制夷”取得了辉煌的成果的影响。纵观中国古代制夷成功的事例可以看到,那时的中原王朝大都经济发达、政治稳定、文化优于边缘少数民族,这就为中原王朝制服蛮夷提供了坚实的物质、精神基础。尽管有时以羁縻手法去制夷,但都是诱以重利,以作暂缓之计,待时机成熟,便会重振国威。这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无论采取何种手法,但主权犹存,实力尚在。这是中原王朝之所以能制夷成功的根本所在。而晚清时期正处于一个巨变的时代, 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没有一定的实力作为前提保障，古老传统的“以夷制夷”策略与时代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以致处处受挫[8]。“时宜则事易，事易则备变”清政府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用不变的政策去应付变化了的客观实际情况，幻想成功不但是不可能的反而是被夷所制。
第三，“以夷制夷”政策是利用“夷”之间的相互冲突来以毒攻毒，从而使自己在夹缝中求得生存的一种外交策略。如果夷夷之间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那么“以夷制夷”政策就没有实施的可行性。帝国主义国家在侵略中国、瓜分利益问题上尽管存在着矛盾与差异，但是由于“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条款的存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往往形成默契勾结在一起共同向清政府施压，攫取在华利益，使得清政府的“以夷制夷”政策很难实施。再则，帝国主义列强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与清政府联合起来对付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愿意因为清政府而与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结怨，他们与清政府暂时的“友好”只是为了更好的攫取自己能够通过清政府攫取的在华利益。这一点，在李鸿章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事件中最能够体现。沙俄根本没有真心与清政府结盟的诚意，反而是利用李鸿章的外交无知与昏庸在进餐的时候卑鄙的修改密约条款把“中俄军事同盟对付日本或与日本同盟之国”篡改为“日本国”，可怜李鸿章非但居然没有发现照样画押，而且还在国人面前炫耀“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最终遭到黄遵宪“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的嘲笑。这一嘲笑不仅仅是嘲笑李鸿章一个人而是对整个清政府推行的“以夷制夷”政策最彻底的失望与最辛辣的讽刺。
四、 晚清“以夷制夷”外交策略的启示
“以夷制夷”政策的实施在最初阶段以及一些细小问题上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这一政策最终是走向失败的，它不光没有达到利用列强“均势”与矛盾维护国家利益的初衷，并且还异化为了列强制约中国，攫取在华利益的工具，清政府的“以夷制夷”完全是“受制于夷”，完全成为了出卖国家利益的工具，一步一步把清政府拖向灭亡的深渊，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间接影响到了北洋政府的外交政策理念，可谓是“罪在当代、流毒千古”。这一政策的失败留给今人最大的启示便是在国际社会中，一个国家国家利益的实现是必须依靠自己强大的国家实力作为基础的，没有强大的自身实力，一味的依靠外力，不仅不能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反而会被外力所制。从这一角度便能更好的理解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强调发展，强调在发展过程中不要受到影响而偏离方向，有了这一认识，在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的时候，便能够时刻保持一颗冷静的头脑。
分别说李鸿章的功与过各是什麽
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 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加速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就综合国力即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而言，封建的中国远逊于列强，因而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列强的枪炮就扫地以尽。李鸿章有鉴于此，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中国无法取胜于疆场，因而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在应对列强欺凌时，始则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李鸿章所以主张“羁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战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