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七国之乱
导语：七王之乱主要是地方王国势力和中央集权的矛盾。汉景帝平定了王国叛乱，为后来汉武帝继续清除地方王国的势力奠定了好的基础。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关于七国之乱的相关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七国之乱又称作七王之乱，是指公元前154年1月17日，即是西汉初期汉景帝3年发生的一次叛乱。叛乱原因是以吴王刘濞为中心的七个刘姓宗室诸侯不满国家削减他们的权力，参与叛乱的共有七个诸侯国，所以叫做“七国之乱”。由窦婴、周亚夫所平定。
景帝即位后，中央专制皇权和地方王国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景帝接受晁错所上《削藩策》，下诏削赵王遂常山郡，胶西王昂六县，楚王戊东海郡;景帝三年，又削吴王濞会稽等郡。削藩之举激起了诸王的强烈反对。
吴王濞首先与齐王肥诸子中最强大的胶西王昂联络，约定反汉事成，吴与胶西分天下而治之。胶西王昂又与他的兄弟、齐国旧地其他诸王相约反汉。吴王濞还与楚、赵、淮南诸国通谋。
削藩诏传到吴国，吴王濞立即谋杀吴国境内汉所置二千石以下官吏，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等分别起兵。原来参与策划的诸王中，齐王将闾临时背约城守，济北王志和淮南王安都为国内亲汉势力所阻，未得起兵。
吴王濞年六十二，是宗室元老，也是晁错所议削藩的主要对象。他致书诸侯王，声称起兵目的是诛晁错，恢复王国故地，安刘氏社稷。在他的影响和策划下爆发的这次叛乱，遍及整个关东地区，形成东方诸王“合纵”攻汉的形势，震动很大。
吴国始受封于高帝十二年(前195年)，那时在江淮之间叛乱的淮南王英布败走吴越，高祖认为东南之地与汉廷悬隔，非壮王无以镇之，而高祖亲子均年少，乃封兄子刘濞为吴王。
吴国是五十余城的大国。吴国的'彰郡(辖今苏西南、皖南、浙北之地)产铜，滨海地区产盐，吴王濞招致天下各地的逃亡者开山铸钱、煮海为盐，所铸钱流通于整个西汉境内。
吴国以船运载，一船相当于北方数十辆车，有较高的运输能力。吴国由于经济富足，境内不征赋钱，卒践更者一律给予佣值，因而得到人民的支持。
文帝时，吴太子入朝长安，由于博弈争执，被汉太子刘启(即以后的景帝)以博局击杀，引起了汉吴双方的猜疑，吴王濞自此二十多年托病不朝。文帝为了笼络吴王濞，赐以几杖，允许不朝。
吴王濞骄横不法，以珠玉金帛贿赂诸侯王和宗室、大臣，企图在政治上取得他们的助力。 景帝决心以武力平叛，以轻兵断绝叛军粮道，三个月即平定了叛乱。
景帝三年(前154年)，吴王濞起兵广陵(今江苏扬州)，有众二十余万，还兼领楚国兵。他置粮仓于淮南的东阳，并派遣间谍和游军深入肴渑地区活动。吴楚军渡过淮水，向西进攻，是叛乱的主力。胶西等国叛军共攻齐王将闾据守的临淄，赵国则约匈奴联兵犯汉。
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派郦寄击赵，栾布击齐地诸叛国，并以大将军窦婴驻屯荥阳，监视齐、赵兵。曾经做过吴国丞相的袁盎，建议景帝杀晁错，恢复王国故土，以换取七国罢兵。
景帝在变起仓猝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建议，处死晁错。暂时居于优势的吴王濞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东帝”的地位，拒不受诏，战事继续进行。
在吴楚军西向攻取洛阳的道路中，景帝弟刘武的封国梁国横亘其间。吴楚军破梁军于梁国南面的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当时周亚夫率汉军屯于梁国以北的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他不救梁国之急，而以轻兵南下，夺取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江苏洪泽境)，截断吴楚联军的粮道，使其陷入困境。
吴军多是步兵，利于险阻;汉军多是车骑，利于平地。战事在淮北平地进行，吴军居于不利地位。梁国又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吴军无法越过。吴军北至下邑(今安徽砀山境)周亚夫军营求战。结果吴军一败涂地，士卒多饥死叛散。
周亚夫派精兵追击，吴王濞率败卒数千遁走，退保长江以南的丹徒(今江苏镇江)。汉遣人策动吴军中的东越人反吴。东越人杀吴王濞。楚王戊也军败自杀。吴楚叛乱起于正月，三月即告结束。
在齐地，胶西等王国兵围临淄，三月不下。汉将栾布率军进逼，胶西、胶东、淄川、济南诸王或自杀，或伏诛。齐王将闾为汉城守有功，但是他曾拟夺取帝位，后来还参预过七国之乱的策划，特别是在被围困时又与胶西王等通谋，因此不能见容于汉，被迫自杀。
在赵地，赵王遂撤兵坚守邯郸，郦寄攻之不下。匈奴人知道吴楚兵败，也不肯入汉边助赵。栾布平定齐地诸国后，还军与郦寄共同引水灌邯郸城，邯郸城破，赵王遂自杀。
吴楚七国之乱在三个月内全部平息，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受到致命打击。景帝趁势收夺各诸侯国的支郡，边郡归朝廷所有，同时取消了王国自行任命官吏和征收赋税的特权，削减了王国的属官，王国的丞相改称为相，国相还负有监察王的使命，规定诸侯王不得治理民政，只能“衣食租税”，即按朝廷规定的数额收取该国的租税作为俸禄，王国的地位已与汉郡无异。
七国之乱的平定和诸侯王权力的削弱，沉重地打击了分裂割据势力，在制度上，基本解决了刘邦实行诸侯王制度时所产生的弊病，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
七国之乱的平定，巩固了削藩政策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汉高祖分封子弟为大国所引起的矛盾，并为汉武帝以“推恩策”(见推恩令)进一步解决王国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七国之乱反应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七国之乱的平定标志着王国势力威胁基本清除，大大加强了汉朝中央集权，巩固了国家统一，也在一定程度常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发展。
西汉七国之乱的经过
导语：要说七国之乱，就要从汉高祖刘邦甚至是秦始皇时期说起，这是政治上留下的弊端，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场动乱吧!
自秦始皇驾崩以来，直到西汉建立的初期，整个大社会动荡不安，各种势力盘综错节，权力的争夺也愈演愈烈，战争几乎是没有停止过的。
秦二世在赵高和李斯的帮助下登上了皇位，杀死了公子扶苏以及自己所有的兄弟姐妹，还大肆杀害朝臣，使得百姓人人自危，最终不得不掀起了反抗秦二世统治的起义。从这个时候起，天下就是乱的，各种战国时期的诸侯势力纷纷抬头，你争我抢丝毫不让。即使汉高祖结束了秦朝的统治，更是打败了西楚霸王项羽，最后还开国建立了西汉这个朝代，但是还是避免不了无止境的权力争夺。西汉是统一了，但是并不稳固，所以才会发生七国之乱。
要说七国之乱，就要从汉高祖刘邦甚至是秦始皇时期说起，这是政治上留下的弊端，商周时期实行的是分封制，分封制下的各诸侯王虽然听命于天子，但是却拥有自己的小国的所有的治理权力，而且大的诸侯国甚至还可以吞并小的诸侯国，只要你不背叛天子，怎么浪怎么来都没有关系。就是因为分封制下的这种弊端的出现，各诸侯国之间年年战争不断，周天子对各诸侯王的统治也越来越小，周天子控制不了这些势力庞大的诸侯王，被他们牵制、妥协。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分封制弊端的最好的体现，各国之间战争不断，最终形成了秦楚燕韩赵魏齐这七个大国，其余的小诸侯国都被这七个国家给吞并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最后的这几个大国不可能这样相安无事下去，最后果然还是被秦国给统一了。
秦始皇统一了七个国家之后，听取了丞相李斯的建议，不再奉行分封，而是实行郡县制，将中央集权最大化，国家的政治体系先进化。不得不说李斯和秦始皇这两位人物的思想真的很超前，在几千年前就形成了这种有远见的思想，为后世几千年直至现在的政治体系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和模型。郡县制下，民反而官不反，各官级管理自己的事情，不能插手其他官员的工作，就这样社会开始渐渐稳定。好景不长，秦始皇为了千秋大业，劳累过度，早早的'在东巡途中病死了，被寄予厚望的长子扶苏没能继承皇位，反而是年幼无知的幼子胡亥继承了大业。再加上有赵高这个大坏蛋在其中作乱，好好的一个大秦朝就被这两个人给玩完了。秦二世的暴政让他统治下的土地上，纷纷爆发了反对他的起义，项羽刘邦等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秦末大乱，旧势力起死复生，集结了以前的兵力，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纷纷复国成王了。西楚霸王项羽巨鹿之战一战成名，成为各诸侯王联军的统帅，刘邦灭亡了秦朝，迫使秦王子婴投降，秦朝灭亡。项羽自封西楚霸王，还分封诸侯王，也就是在灭秦战争中的功臣们，他们大多是自称为王的旧势力。刘邦打败项羽，一方面靠的是自己的汉军实力和一大堆的谋臣，另一方面就是靠的项羽的那些并不忠心的诸侯王小弟们。所以刘邦建立西汉以后也不得不立他们为诸侯王，赐给他们封国，让他们拥有和之前并不差的待遇，算作是报答。西汉初期的几代是郡国并存，既然分封了诸侯王为何不完全分封他们，反而还要保留秦始皇留下来的郡县制呢?说明刘邦这老滑头心里是认可郡县制的，他内心里一定不想分封他们。
刘邦在位的时候专注于消灭那些异姓的诸侯王，汉文帝刘恒在位的时候就专注于消灭那些同姓的诸侯王，他大业未成而死，于是他的儿子汉景帝刘启继续着他的事业，消灭藩王。晁错提出了《削藩策》，汉景帝就开始削弱各诸侯国的实力。吴王刘濞、淄川王刘贤、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这几个诸侯国联合起来反抗汉景帝，最后被镇压。这七国之乱使得汉景帝最终成功的消灭了藩王势力，使得藩王们实力大减，但是也为梁王的独大埋下了祸端。总的来说七国之乱不仅没有使西汉倒退，反而促成了西汉中央集权事业的大进步。
西汉“吴楚七国之乱”发生的原因?
西汉初期，刘姓诸侯王的势力渐渐强大，一些有识之士深感担忧，建议对这种势力加以控制。文帝的时候，贾谊就提出把大的诸侯国变成几个小的，以削弱其面积及实力。景帝的时候，御史大夫晁错又提出削藩的建议，即削夺诸侯的封地。他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景帝接受了这个建议，削去了楚王、赵王和胶西王的部分封地。这引起了诸侯王的不满，汉景帝三年（前154年）当景帝下令削夺吴王一些封地时，吴王刘即与楚、赵、胶西、胶东、川、济南等六国联合起来公开反叛。他们打着“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举兵而西。汉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36万大军平叛。三个月以后，叛军失败，刘被杀，七国之乱结束。
这是发生在公元前154年发生的一次叛乱，参与叛乱的共有七个诸侯国，所以叫做“七国之乱”。 发生的原因是地方王国势力和中央集权的矛盾，还有当时的皇后——吕后专权等原因。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在建立汉朝后，曾经和大臣约定，只封刘姓的做王。但吕后掌握政权后，却让姓吕的做王，引起刘姓王的不满。汉景帝做皇帝后，中央权利和地方王国的权利矛盾激化，大臣晁错建议景帝减少诸侯王的管辖地，防止他们和中央对抗，结果成了七国之乱的导火线。
史家常常把西汉的吴楚七国之乱归咎于吴王刘濞（刘邦之侄）的个人野心与恶德，也有归咎于晁错削弱诸侯势力激起诸侯王不满，因此发生内乱的。其实，与刘濞的为人或晁错的政策都没有太多的关系。更不像司马迁所说“逆乱之萌，自其子兴”，七国之乱与刘濞丧子关系也不大。
固然刘濞有野心，而且利令智昏，但他之造反，从根源上说，乃朝廷逼迫所致。他儿子被太子打死之后，下人将死尸运回吴国，他愤怒地说，死在长安就该埋在长安，又将死尸运回了长安。此举引起孝文帝的怀疑与不满。刘濞为了躲避罪责，20年没有回京述职，置王法规矩于不顾。景帝与刘濞有隙，景帝的即位令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思来想去，只有造反一条路可走。刘濞一步步走向绝路，与彭越、英布、韩信等人的情形极为相似，惟一不同的是他本就有些反意，遇到刺激很容易将反意付诸实施。有意思的是，除了刘濞，“七国之乱”中的其他肇事者也都有与刘濞相似的经历，都受到过削减封地的处分。在某种意义上，诸侯王与朝廷之间的斗争，就是削减与反削减的斗争。
晁错在削减封地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他在皇帝面前历数诸侯王与朝廷的贰心，揭露他们的反情。晁错之被诛杀，固然与袁盎诡诈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事态所逼，不能不拿晁错当替罪羊，以缓解朝廷与地方一触即发的矛盾。
“吴楚七国之乱”仅三个月就被平息，说明地方造反的势力根本不足以动摇国本。既然如此，诸侯王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而再，再而三地以卵击石，犯相同错误呢?以一言作答：中国政治之软肋，在于始终没有真正有效地解决朝廷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一方面长期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另一方面又总是有意地绕过这个问题，采取“不承认主义”。像司马迁这样富于远见的史家也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个本不该回避的问题。他的论赞是这样写的：太史公曰，吴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赋敛，使其众，以擅山海利。逆乱之萌，自其子兴。争技发难，卒亡其本;亲越谋宗，竟以夷陨。晁错为国远虑，祸反近身。袁盎权说，初宠后辱。故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山海不以封。“毋亲夷狄，以疏其属”，盖谓吴邪?“毋为权首，反受其咎”岂盎、错邪?
《史记·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在这段总结性文字中，丝毫没有涉及我在上面所提出的问题。后来的史家、思想家、政治家也都因袭司马迁，从这个令人难堪的问题面前绕开。
中国人缺乏权力分享意识;不善于将一个权力分解为若干部分，以强化权力的有效性;始终没有建立起有关地方与朝廷关系的规则;朝廷与地方总是互相觊觎对方的利益;中国人总是把“大一统”视为最高的政治理念，政治行为到“大一统”而终结，手段与目的严重地混淆。政治的真正目的，在于协调公众的事务、建立有效的社会运行机制与秩序。至于权力是集中的抑或是分散的，那属于“手段”，属于技术性问题。
西汉时期为什么会爆发“七国之乱”
西汉初期，刘姓诸侯王的势力渐渐强大，一些有识之士深感担忧，建议对这种势力加以控制。文帝的时候，贾谊就提出把大的诸侯国变成几个小的，以削弱其面积及实力。景帝的时候，御史大夫晁错又提出削藩的建议，即削夺诸侯的封地。他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景帝接受了这个建议，削去了楚王、赵王和胶西王的部分封地。这引起了诸侯王的不满，汉景帝三年（前154年）当景帝下令削夺吴王一些封地时，吴王刘即与楚、赵、胶西、胶东、川、济南等六国联合起来公开反叛。他们打着“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举兵而西。汉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36万大军平叛。三个月以后，叛军失败，刘被杀，七国之乱结束。
这是发生在公元前154年发生的一次叛乱，参与叛乱的共有七个诸侯国，所以叫做“七国之乱”。 发生的原因是地方王国势力和中央集权的矛盾，还有当时的皇后——吕后专权等原因。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在建立汉朝后，曾经和大臣约定，只封刘姓的做王。但吕后掌握政权后，却让姓吕的做王，引起刘姓王的不满。汉景帝做皇帝后，中央权利和地方王国的权利矛盾激化，大臣晁错建议景帝减少诸侯王的管辖地，防止他们和中央对抗，结果成了七国之乱的导火线。
史家常常把西汉的吴楚七国之乱归咎于吴王刘濞（刘邦之侄）的个人野心与恶德，也有归咎于晁错削弱诸侯势力激起诸侯王不满，因此发生内乱的。其实，与刘濞的为人或晁错的政策都没有太多的关系。更不像司马迁所说“逆乱之萌，自其子兴”，七国之乱与刘濞丧子关系也不大。
固然刘濞有野心，而且利令智昏，但他之造反，从根源上说，乃朝廷逼迫所致。他儿子被太子打死之后，下人将死尸运回吴国，他愤怒地说，死在长安就该埋在长安，又将死尸运回了长安。此举引起孝文帝的怀疑与不满。刘濞为了躲避罪责，20年没有回京述职，置王法规矩于不顾。景帝与刘濞有隙，景帝的即位令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思来想去，只有造反一条路可走。刘濞一步步走向绝路，与彭越、英布、韩信等人的情形极为相似，惟一不同的是他本就有些反意，遇到刺激很容易将反意付诸实施。有意思的是，除了刘濞，“七国之乱”中的其他肇事者也都有与刘濞相似的经历，都受到过削减封地的处分。在某种意义上，诸侯王与朝廷之间的斗争，就是削减与反削减的斗争。
晁错在削减封地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他在皇帝面前历数诸侯王与朝廷的贰心，揭露他们的反情。晁错之被诛杀，固然与袁盎诡诈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事态所逼，不能不拿晁错当替罪羊，以缓解朝廷与地方一触即发的矛盾。
“吴楚七国之乱”仅三个月就被平息，说明地方造反的势力根本不足以动摇国本。既然如此，诸侯王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而再，再而三地以卵击石，犯相同错误呢?以一言作答：中国政治之软肋，在于始终没有真正有效地解决朝廷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一方面长期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另一方面又总是有意地绕过这个问题，采取“不承认主义”。像司马迁这样富于远见的史家也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个本不该回避的问题。他的论赞是这样写的：太史公曰，吴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赋敛，使其众，以擅山海利。逆乱之萌，自其子兴。争技发难，卒亡其本;亲越谋宗，竟以夷陨。晁错为国远虑，祸反近身。袁盎权说，初宠后辱。故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山海不以封。“毋亲夷狄，以疏其属”，盖谓吴邪?“毋为权首，反受其咎”岂盎、错邪?
《史记·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在这段总结性文字中，丝毫没有涉及我在上面所提出的问题。后来的史家、思想家、政治家也都因袭司马迁，从这个令人难堪的问题面前绕开。
中国人缺乏权力分享意识;不善于将一个权力分解为若干部分，以强化权力的有效性;始终没有建立起有关地方与朝廷关系的规则;朝廷与地方总是互相觊觎对方的利益;中国人总是把“大一统”视为最高的政治理念，政治行为到“大一统”而终结，手段与目的严重地混淆。政治的真正目的，在于协调公众的事务、建立有效的社会运行机制与秩序。至于权力是集中的抑或是分散的，那属于“手段”，属于技术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