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政节目是谁举办的
由市纪委监察局、洛阳广播电视台、洛阳日报报业集团举办的。问政节目，是一档直播节目，其形式是有普通民众当场质问政府官员关于社会安全、食品安全、关乎民生的问题，武汉市纪委宣教室副主任吴忠新认为，电视问政会让政府官员意识到，自己是个被监督的对象，应该对老百姓负责。这种新的问责形式一经诞生，就被多个电视台效仿。2012年12月17日，武汉市治庸问责办公室主办的为期5天电视问政正式开场，多个政府部门的主要官员现场向百姓评委交出答卷。2013年7月3-7日，加大点评力度，通过高水平的专家评点，跳出局部观全局，透过现象看本质，寻找体制机制缺陷及其解决路径。截至2014年10月09日，有20名市领导、67名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先后作出整改承诺，曝光问题280多个，333名责任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组织处理，促进政府建章立制60余项。
电视问政节目的举办说明了什么
5年来，越来越多的武汉市民积极参与到电视问政中，爆料、监督、提供消息、提出意见；官员们也将其作为发现问题、监督工作的有效渠道，认真解答市民质疑，找出工作中的漏洞，不断整改。 电视问政，从一档电视节目演变为问责、考核干部的平台，再到城市综合治理平台，不断创新形式，提高实效，受到广大市民的喜爱。 从媒体问政到纳入年度考核 过去，电视问政的基本套路是这样的：播放记者和督察员暗访短片，相关官员现场接受主持人、市民和专家的提问，观众给相关干部工作打分。而如今的电视问政，已不再只依靠栏目组去发现问题、曝光问题。
甘肃的干部电视直播中玩手机被约谈，干部这么做合适吗？
非常不合适最近一则关于甘肃的干部电视直播中玩手机被约谈的新闻报导，瞬间你发了无数网友朋友们的广泛讨论，很多网友朋友们都对这样的干部感到强烈的不满，而且觉得这样的干部的行为是非常的过分的。其中就有不少网友朋友们向我咨询到这些的干部得行为是否违反了国家的法律法规？最终这几名干部的处罚是什么？面对广大网友朋友们的各种困惑以及好奇，我们首先先需要来充分了解一下什么是国家干部。国家干部指国家骨干和指挥人员，干部，为外来谐音词。最先源于法国，法文为CADRE。意为框架、军官、高级管理人员。国家干部其实是需要做好带头作用的，而且还需要为自己的工作更多的奉献自己的力量。甘肃这几名干部在电视直播的时候玩手机这样的行为是非常的过分的，虽然他们最终被相关部门进行的相应的惩罚并对他们进行了约谈，但是造成的不良影响确实非常严重的。以下是我对这件事情的一些看法。一：影响非常恶劣国家干部在绝大多数人看来都是一个非常神圣，而且值得尊敬的，任何国家干部不仅是需要对人民尽职尽责，更是要对自己的工作认真负责。然而甘肃这几名干部在直播的时候玩手机，其实是会颠覆很多人们对于国家干部的一些理解的，甚至会严重影响整个社会的安稳，所以这几名干部的行为是非常过分了。二：国家干部必须认真负责担当的国家干部之后，其实对于人民的服务是必须要有的，而且对于自己的工作也必须要负责到底的，所以我觉得国家干部是非常不应该会在上班的时候玩手机，而且更不应该在工作的时候嬉皮笑脸、娱乐放松。
看电视问政观后感_电视问政节目观后感(2)
看电视问政观后感4
近年来，随着网络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政府政务公开力度的日益加大，从2008年胡锦涛同志在人民网与网友在线互动、云南成立网民调查团参与“躲猫猫”事件调查、河南洛阳三位“资深网民”出任市代表委员到现在的湖北武汉市电视问政和广西崇左电视问政，从政务公开到公开承诺，从公开承诺到网络问政、电视问政，都成为人们视野中的焦点。这些发扬民主，监督干部的新形式让群众连连叫好。
为了提升政府工作效率，推进品质西安建设，4月8日，一档名为《问政时刻——工作作风转变进行时》的电视节目开播。西安市市长此前曾表示，今年将通过电视问政的方式，把政府工作的监督权、评判权交给群众。他说，让老百姓都来给政府工作评价、打分，让那些不作为、慢作为的人有危机感，让那些偷奸耍滑的人没有市场，让那些庸政懒政怠政的成为“过街老鼠”。
“电视问政”是近几年政府推进信息公开、权力透明的一个具体实践，让普通百姓有机会就自身关注的问题面对面询问政府官员，甚至对官员的作为进行质询，对于一些民生事项的改善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而对于政府官员，有这样一种直接的压力，也会“倒逼”其改进作风，提高办事能力和服务水平。特别是在当前反腐高压下一些官员表现的不作为等情况，“电视问政”会起到积极作用。
电视问政作为一种新的官民互动形式，能够进一步增强干部的公仆意识，可以使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价值观，同时也给干部群众架起了一座沟通桥梁，有利于进一步维护和实现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体现了民主进步，对于树立政府良好形象，更好更实地为人民服务具有重要作用。
当然，电视问政节目在宣传政府良好形象的同时，也直指某些部门存在的问题，为一些部门敲响了警钟。在一些涉及民生的重大问题上，老百姓的反映往往很尖锐，这些尖锐的问题促使干部不得不顾及公众的感受，不得不认真对待，讲实话，道实情，出实招，干实事，看实效。
继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之后，为民务实清廉之风正在华夏大地蔚然成风，“电视问政”这种有效形式警醒了党员干部，自己的政绩怎么样，上级领导怎么看、自己怎么说都不算，关键还是群众说了算，要博得群众满意，就必须眼睛向下，一切工作围着群众转，特别是在作决策，搞规划的时候，必须实事求是，尊重社情民意，真正把群众的意愿作为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不喊不切实际的口号，不搞形式主义，才能让群众怕手称快。
看电视问政观后感5
《电视问政》节目充分体现了县委、政府不怕揭短亮丑，敢于正视问题，向“庸懒散软奢浮”亮剑的态度，也深切表达了县委、政府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诚意。
朱剑要求节目的主管部门和承办单位一定要按照“问政的领域要广泛，问政的题目要犀利，问政的效果要明显”的总体要求，管好办好节目，真正把“电视问政”打造成平罗的“焦点访谈”，确保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在广大群众与县委、政府之间搭起一座良好的沟通桥梁。
这次“电视问政”的主题是“作风建设”结合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将整治矛头直指“四风”问题。
在节目录制现场，县卫生局、环保局、国税局和渠口乡负责人接受了以作风建设为主要内容的“责任拷问”。
“县医院功能科彩超室门口排起了长队，有的患者排队两天都做不了检查。”“国税局办税大厅工作人员对前来办事的人员态度不好，未对前来办事人员进行详细讲解 办事流程 ，让办事人员多跑冤枉路。”家和春天噪声污染和星海花园餐厨油烟污染等情况，导致两个小区住户不满。渠口乡民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存在上班时间玩手机和脱岗、早退等现象，影响了群众办事。面对电视镜头，主持人和群众代表向4个单位一把手和分管领导发问，直击相关单位存在的工作作风问题。当事人对自己单位存在的问题现场作出了深刻剖析，并承诺立即整改，以良好的工作作风来服务群众，两位点评嘉宾分别对他们的回答给予精彩点评，指出了他们工作中存在的四风问题，建议他们以群众满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转变作风，提高服务水平。
观看视频短片后很震惊，节目中反映部分窗口单位“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等现象，尤其是工作人员工作中不讲礼貌、办私事、上网聊天、玩游戏等不良作风严重损害了政府公信力和人民公仆形象，与当下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精神实质背道而驰。今后，我们广大干部职工要吸取教训，转变工作作风，提升服务水平，落实工作职责，用亲情服务赢得群众的满意和认可。
《电视问政》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又一有力抓手，是对保证活动效果的有效延伸和丰富。我们要以此为契机，要进一步坚持群众路线，自查工作中的不足，主动下基层接地气，以群众需求为第一出发点，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要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能，重点治理“庸、懒、散”问题，以“亲情服务”赢得群众满意，要提高工作执行力，对照工作任务，不断强化工作考核，落实工作责任，倒排工作进度，抓好工作落实;要进一步借用外力，通过群众监督、代表监督和媒体监督全方位寻找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坚持内力与外力相结合，以外力提升内力，以实际行动树立民政工作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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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问政节目观后感
电视问政节目观后感(一) 2015年10月16日，“电视问政”为民办实事第三场节目相继播出，关注民生热点问题，看完之后，我产生以下几点感慨： 第一、为政须有责任心，强化服务意识。这次电视问政，直指某些部门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存在较长时间的老问题，有的是刚曝露出的新问题。无论新、老问题，电视问政之后，面对群众的质疑、主持人的“拷问”，一些“老大难”问题便得到解决。于是我在想，为什么电视问政之前，这些问题迟迟解决不了，而在群众、媒体监督的“压力”下却迅速有了结果?这里面，恐怕最重要的还是一个责任心的问题。我们工作人员在平常工作中，就要责任意识强，敢于担责，办事不推诿扯皮，热情对待群众。这就反映了从政者具有执政为民的情怀。需要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责任意识，事不避难、忠诚履责、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我们坚持每月深入到所服务的企业调查研究，协调指导工作，增强“产业第一、企业家老大”的观念，强化服务和责任意识。 第二、做事要有执行力，提高工作效率。有了责任心，便有了做好事情的精神基础。但只有满腔热情，没有攻坚克难的韧劲和能力，也是不行的。有些事情为什么落实不下去?有些工作为什么总是进展不理想?如果只是责怪工作人员没有责任感，不扎实工作，那倒是有失偏颇。因为有的同志工作热情是较高的，责任心也是较强的，只是工作的执行力还不够，工作的成效也就大打折扣了。一个人的执行力，实际反映了他工作的魄力、能力及工作方法等多方面的问题。我们都要养成认真学习，勤于思考的习惯，才能面对问题时不人云亦云，毫无主见，束手无策。除此之外，还要有敢于硬碰硬、坚忍不拔的精神，尤其是在工作中遇到难过的“坎”时，更应如此。这个时候，如果咬紧牙关，挺一挺便过去了;如果心存畏惧，稍一松懈，便前功尽齐了，问题也就成了“老大难”。 电视问政节目观后感(二) 对于丽水电视台第二期的问政进行时竟然有了些期待，看了预报是晚八点，七点多后，就开始等待了。 之后，在两个小时的直播进程中，也在微博上同步更新了一些感想，现将一些内容整理在博客上。 首先是关于主持人小单。小单是我1999年毕业的学生。在我的印象中，包括先前的学生时代，包括后来她的导游生涯，以及之后的社区直通车，这是一个小家碧玉型的孩子，有朝气有活力。此次主持问政进行时，突然感觉有了大家闺秀的模样。一开始担心她的掌控力，上一期，隋东的表现是不错的，显得优裕自如，小单会怎么样呢?一个柔性的女人能展示出问政进行时这节目视为生命力的锐气以及杀伤力，能应对环环紧扣环环复杂的起承转合吗?节目推进到10分钟，我悬着的心便放下来，经过几年的电视人生涯的磨练，小单在保留了原先的朝气和活力的同时，还拥有了更多的机智和应变，几句追问几次打断都显得绵里藏针，丰富又得体。看来，这些年，小单同学又成长了不少。 其次是关于嘉宾。对比上一期，基本可以琢磨出嘉宾的构成模式了，一个副厅级领导，携带几个处级领导，然后在边上坐几个副处级的具体业务部门负责人。关于嘉宾的表现，我想说的是，一个节目的成熟，不仅仅体现在节目本身策划、编排、推进的成熟上，还体现在参与节目的人员表现的成熟。很显然，有了上一次的学习借鉴或者是实践经验，在镁光灯下，嘉宾们显得从容多了，面对主持人咄咄逼人的气势，内心的惶恐少多了，底气也显得雄厚了。而且，面对第一期节目各部门之间的分工难以厘清，责任难以界定，因而在某些具体环节出现推诿推脱的情景这样一个前车之鉴，这一期的嘉宾相互间多了理解多了配合多了协同作战，也多了勇于承担责任敢于作出承诺的表现，无疑，这是好事。 第三是关于节目的生成。我的两条微博被节目组滚动到了电视屏幕上。其中一条是这样说的：今天的节目相比上期还是有改进的`，多了随机的互动，多媒体的呼应让节目生成更多了。但在屏幕上滚动的时候，最后的“让节目生成更多了”被改成“让节目生动多了”。其实，“生成”与“生动”还是区别巨大的。“生成”相对于“预设”而言，第一期节目播出的时候，网络上很多质疑是“肯定经过彩排，一切按剧本推进”，这当然是网民的一种误解，但这误解是可以理解的，那就是，节目现场出现的随机互动相对较少，也就是预设相对多，生成少。而昨天的节目，现场互动，微博滚动，网民问题的现场解答等等，让人确信这回真的是现场直播了。当然，还有一个疑问是节目一开始公布了两个热线电话，是没有人打，还是没有高质量的问题，总之，热线不热，还是有待改进的。 第四是关于节目的走向。进行两期了，接下去，至少要思考以下三个问题：1、如何保持节目的锐气和冲击力;2、如何确定嘉宾的人选?3、如何保持节目的纵深感。看似三个问题，实际是一个问题，怎样让节目做得更有人气，产生更多的影响力，而不是像“百姓热线”一样渐渐变得悄无声息。我觉得摆脱模式化是至关重要的，没有风格就是最大的风格，任何的模式总是会被人研究，最后必然导致平庸化。比如说我前面讲到的，相比于第一期，嘉宾表现得更成熟了。这一点，对于嘉宾而言，是一种突破，但这种突破，对于问政进行时这节目却不见得是好事。从节目观看期待来讲，能解决实际问题是一方面，更多民众更希望看到的是官员的狼狈以及出那么一点小丑，与现实产生一点反差。所以相比第一期，这一次剑拔弩张少了很多，其乐融融多了很多。嘉宾感觉好了，观众的感觉自然就不太好了。这一回的嘉宾，有好几人第一期也是嘉宾，我还猜，这一期是嘉宾的人，上一期必然是观众，因为他要熟悉了解这节目的构成，必然要去研究他——做好研究与反研究的工作，对于节目组，还是需要下功夫的。此外，丽水就这么几个相关部门，以后，是否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老面孔呢?至于纵深感，我想说的是，任何好的节目，都应该像剥笋，一层接一层，让人感觉到你在剥，而且越来越接近核心部分……而昨天的节目，是否有些平面化的感觉呢? 问政进行时，正处于发展进行时。
电视问政节目到底能走多远
我国电视问政节目始于2002年郑州电视台的《周末面对面》，之后武汉、兰州、西宁、长沙等地也零零星星创办过这类节目，十余年间，全国并不多见。近两年，电视问政不仅在湖北荆州、宁夏银川、湖北咸宁、浙江温州、河南洛阳等地级市纷纷展开，而且还呈现出向县（市、区）扩散的趋势，如浙江海宁、遂昌，湖北南漳、武穴等地。尽管电视问政“热”逐渐在全国各地逐渐蔓延开来，但尚未形成较为广泛的影响力，很难被确定为比较“火”的电视节目形态和问政方式。其发展遭遇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论从空间维度还是从时间维度来看，电视问政还根本谈不上常态化、制度化。首先，从空间维度来看。电视问政尽管已在多个地方展开，但空间分布仍然非常“稀疏”。省级电视台特别是省级卫视频道较少涉及，多以地级市为主，目前正呈现出向县级电视台扩展的势头。然而，就全国来说总数并不多，而就某一个省市区来说，就更屈指可数了。其次，从时间维度来看。电视问政时间大多不固定，问政频率不高。2002年郑州电视台全国首创电视问政，但是在之后的近十年时间里，全国其他城市电视台的电视问政也是寥寥可数，其间，有的城市地方电视问政节目可谓“昙花一现”。而近两年多个城市纷纷开展电视问政，通常也只是为了配合某一特定时期的政治活动而临时办起来，根本谈不上常态化、制度化。
第二，政府官员尚难适应这种新型的现场问政方式，一定程度上将影响他们参与其中的积极性。电视问政表面是现场的问，实质上是对政府及其官员日常工作的一种公开检验。个别行政部门和官员由于未能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日常工作懒、散、软，不作为甚至是乱作为，对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一味地遮掩拖延以致问题成堆、积重难返，这样的政府官员很难过电视问政的关。这也就不难理解有的政府官员故意推脱不到场，有的到场了面对公众的质疑，满脸尴尬、如坐针毡、紧锁眉头等。正由于电视问政是一种新型的现场问政方式，政府官员短期内较难适应，对于可能遭遇的猛烈“发难”和“质疑”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参与的积极性，长久下去，推动电视问政蓬勃发展的阻力就会更大。将来什么时候政府官员在电视问政的过程中面对质疑和监督能泰然处之了，那就意味着他经常扎根基层解决问题，意味着他重承诺、抓落实，真正把权力用在为人民服务上了。果真这样，电视问政也就达到了目的。
第三，电视问政效果还广受质疑。首先，现阶段公民的参政水平和政见表达能力有待提高。作为问政的主体，现场公民能否切实就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与政府官员进行高效率的沟通，是电视问政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这些提问的公民需要极强的代表性和政见表达能力。如今年2月浙江省海宁市电视台曾经播出一期电视问政节目，由于现场问题和答复过于程序化，导致问政不到位，结果就连台下的点评嘉宾海宁市委书记都看不下去了，并亮起了“黄灯”提醒现场要“问得明白、讲得明白”。而当下，像这种情况的电视问政并不仅只在海宁存在。其次，电视问政毕竟只是演播室的几个小时时间，解决的问题也极为有限，然而现实中，关系老百姓各个领域的问题举不胜举，仅仅依赖电视问政所能解决的问题极为有限。因此，电视问政的实际作用又能有多大？是否流于形式，解决问题仅为沧海之一粟？这也是电视问政亟需破解的难题。再次，电视问政后的责任落实与督查机制紧密程度能有多大？我国著名的传播学界学者、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赵振宇曾经在参加武汉市电视问政担任现场评论员后撰文说：“电视问政期间，场上嘉宾说得最多的就是‘马上就办’、‘明天到现场处理’。这是电视问政的威力，这是上场嘉宾的姿态，自然也是广大市民所欢迎的。”问政之后，官员的承诺能否兑现，公民反映的问题能否及时得到妥善解决，公民质疑声能否得以消除，这不仅是电视问政追求的目标，更是关系到阳光型政府建设、提高政府公信力的主旨所在。
电视问政作为我国公共管理实践中产生的创新形式，在官民之间开辟了直接对话、问询、建议、监督的新型沟通协商渠道，遵循它的本意和初衷，必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但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目前我国电视问政发育并不成熟，遭遇方方面面的发展困境，总体上仍处于“热”而不“火”的阶段。而其中的原因并不能简单地从电视节目形态本身寻找，还应看到从背后更深次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因素。
第一，官本位意识沉疴犹重，传统管制型行政观念亟待转变。我国有着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封建集权的历史，受官本位沉疴影响至深，导致“臣属型”的政治文化长期沉淀并根深蒂固。这也直接造成了我们的政府管理和行政命令长期以来自上而下的单一运作模式的形成，行政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变成了管理和控制，社会组织和民众完全被看作是管制的对象和客体，政府凌驾于社会、公民之上，从作为受公民之委托并代其行使公共管理权力的“仆人”，摇身变成了高高在上、指挥和决定一切的“主人”，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行政理念往往不能真正落实到实处，自然也就很难过得了公众检验的关。在已有的电视问政中，个别政府官员借故推脱不参与电视问政；有的官员尽管出场了，或者把节目当成本部门甚至个人的政绩报告会，报喜不报忧，或者当成演讲会、报告会，生硬地讲一些提前准备好的材料，或者带上本单位其他相关人员充当现场“帮手”，遇到棘手问题时则退避三舍；有的官员面对公众提问和质疑时难掩紧张、尴尬之态。这些都是日常工作中个别政府官员“官本位”意识浓厚的表现，如此，在传统的管制型行政理念主导下，官与民之间的协商很难自然顺畅地发生，难以贴近群众。
第二，公民政治冷漠延绵已久，参与政治民主的渠道选择模糊。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政治参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参与形式的日趋多样化，我国公民的平等意识、主体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和参政热情得到极大提高。但同时还应看到，我国仍然存在大量的政治冷漠和参与政治民主的渠道选择模糊现象，如民主选举中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行为、搭便车的功利性政治参与行为，对政府行为听之任之以及维护自身权利时的“病急乱投医”行为等。造成政治冷漠的原因很复杂，有的公民是因为缺乏必要的政治参与能力，有的是因为囿于传统官民文化意识的束缚，还没意识到自己作为公民的主体地位，还有的是因为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失望而觉得自己难以发挥预期的影响，还有一些公民即使在参与行为中表现出积极性和热情，往往是出于冲动和从众心理，而并非出于自身权利和责任的考虑。现阶段，电视问政尚未发展成为传播范围广、影响力大的节目形态，其中很重要的症结在于受众参与的问题，而受众参与的前提则是这种问政方式的形式和效果的能紧密衔接，以问政的有效性和功效感来防止过度的政治冷漠，从而使电视问政更好地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确保权力运行的公平、公平、公开，以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然而，尽管电视问政现场感强、有一定的透明性，但它毕竟是在电子媒介中呈现的，具有一定的虚拟性，倘若再任凭问政和施政脱节，听而不闻、问而无果，那么它就很难成为现实世界的一种真实的解决手段，并极大地伤害和削减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其问政的效果自然也将大打折扣，长此以往难以良性发展。这些都是当前电视问政在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现实挑战。
第六场电视问政最后得分
我国电视问政节目始于2002年郑州电视台的《周末面对面》，之后武汉、兰州、西宁、长沙等地也零零星星创办过这类节目，十余年间，全国并不多见。近两年，电视问政不仅在湖北荆州、宁夏银川、湖北咸宁、浙江温州、河南洛阳等地级市纷纷展开，而且还呈现出向县（市、区）扩散的趋势，如浙江海宁、遂昌，湖北南漳、武穴等地。尽管电视问政“热”逐渐在全国各地逐渐蔓延开来，但尚未形成较为广泛的影响力，很难被确定为比较“火”的电视节目形态和问政方式。其发展遭遇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论从空间维度还是从时间维度来看，电视问政还根本谈不上常态化、制度化。首先，从空间维度来看。电视问政尽管已在多个地方展开，但空间分布仍然非常“稀疏”。省级电视台特别是省级卫视频道较少涉及，多以地级市为主，目前正呈现出向县级电视台扩展的势头。然而，就全国来说总数并不多，而就某一个省市区来说，就更屈指可数了。其次，从时间维度来看。电视问政时间大多不固定，问政频率不高。2002年郑州电视台全国首创电视问政，但是在之后的近十年时间里，全国其他城市电视台的电视问政也是寥寥可数，其间，有的城市地方电视问政节目可谓“昙花一现”。而近两年多个城市纷纷开展电视问政，通常也只是为了配合某一特定时期的政治活动而临时办起来，根本谈不上常态化、制度化。
第二，政府官员尚难适应这种新型的现场问政方式，一定程度上将影响他们参与其中的积极性。电视问政表面是现场的问，实质上是对政府及其官员日常工作的一种公开检验。个别行政部门和官员由于未能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日常工作懒、散、软，不作为甚至是乱作为，对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一味地遮掩拖延以致问题成堆、积重难返，这样的政府官员很难过电视问政的关。这也就不难理解有的政府官员故意推脱不到场，有的到场了面对公众的质疑，满脸尴尬、如坐针毡、紧锁眉头等。正由于电视问政是一种新型的现场问政方式，政府官员短期内较难适应，对于可能遭遇的猛烈“发难”和“质疑”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参与的积极性，长久下去，推动电视问政蓬勃发展的阻力就会更大。将来什么时候政府官员在电视问政的过程中面对质疑和监督能泰然处之了，那就意味着他经常扎根基层解决问题，意味着他重承诺、抓落实，真正把权力用在为人民服务上了。果真这样，电视问政也就达到了目的。
第三，电视问政效果还广受质疑。首先，现阶段公民的参政水平和政见表达能力有待提高。作为问政的主体，现场公民能否切实就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与政府官员进行高效率的沟通，是电视问政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这些提问的公民需要极强的代表性和政见表达能力。如今年2月浙江省海宁市电视台曾经播出一期电视问政节目，由于现场问题和答复过于程序化，导致问政不到位，结果就连台下的点评嘉宾海宁市委书记都看不下去了，并亮起了“黄灯”提醒现场要“问得明白、讲得明白”。而当下，像这种情况的电视问政并不仅只在海宁存在。其次，电视问政毕竟只是演播室的几个小时时间，解决的问题也极为有限，然而现实中，关系老百姓各个领域的问题举不胜举，仅仅依赖电视问政所能解决的问题极为有限。因此，电视问政的实际作用又能有多大？是否流于形式，解决问题仅为沧海之一粟？这也是电视问政亟需破解的难题。再次，电视问政后的责任落实与督查机制紧密程度能有多大？我国著名的传播学界学者、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赵振宇曾经在参加武汉市电视问政担任现场评论员后撰文说：“电视问政期间，场上嘉宾说得最多的就是‘马上就办’、‘明天到现场处理’。这是电视问政的威力，这是上场嘉宾的姿态，自然也是广大市民所欢迎的。”问政之后，官员的承诺能否兑现，公民反映的问题能否及时得到妥善解决，公民质疑声能否得以消除，这不仅是电视问政追求的目标，更是关系到阳光型政府建设、提高政府公信力的主旨所在。
电视问政作为我国公共管理实践中产生的创新形式，在官民之间开辟了直接对话、问询、建议、监督的新型沟通协商渠道，遵循它的本意和初衷，必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但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目前我国电视问政发育并不成熟，遭遇方方面面的发展困境，总体上仍处于“热”而不“火”的阶段。而其中的原因并不能简单地从电视节目形态本身寻找，还应看到从背后更深次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因素。
第一，官本位意识沉疴犹重，传统管制型行政观念亟待转变。我国有着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封建集权的历史，受官本位沉疴影响至深，导致“臣属型”的政治文化长期沉淀并根深蒂固。这也直接造成了我们的政府管理和行政命令长期以来自上而下的单一运作模式的形成，行政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变成了管理和控制，社会组织和民众完全被看作是管制的对象和客体，政府凌驾于社会、公民之上，从作为受公民之委托并代其行使公共管理权力的“仆人”，摇身变成了高高在上、指挥和决定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