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祖谟的人物经历
1914年11月19日，出生于北京。幼年受父教，读儒家基本典籍。七岁入北京高等师范附设小学，跳级毕业。11岁入北京师范学校，后转入成志中学。193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中高中男部。1932年毕业，同时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和清华大学英语系，因后者学费较高，最后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从罗常培学音韵学，毕业论文《篆隶万象名义中之原本玉篇音系》。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考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组，任助理员，得以向赵元任问学。和董同和同寝。1937年回北平省亲，因抗战爆发，滞留家中。1938年起在辅仁大学国文系任教。1938年《广韵校本》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周祖谟手稿1939年被聘为辅仁大学国文教员，后被聘为国文系讲师、副教授，讲授过语音学、等韵学、高本汉中国音韵学、比较训诂学、甲骨文研究等课程。1947年改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兼文科研究所秘书、图书馆专门委员、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会委员。1950年起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先后主讲现代汉语、汉语史、音韵学、说文解字研究、语言文学要籍解题等课程。1953年兼任中国科学院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委员，《中国语文》和《语言研究》编辑委员。1955年受高教部委托起草《现代汉语教学大纲》。1957年代理中文系汉语教研室主任。1958年《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与罗常培合著）科学出版社出版。1966年中华书局出版其著作《问学集》（上下）一书是他的代表作。1979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1981年被批准为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同年12月被国务院聘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员。1981年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学。1982年至1984年任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教研室主任兼研究室主任。1984年古典文献研究室改为研究所，任所长。1984年出版的《唐五代韵书集存》是作者30余年来搜集、整理、考订的总结性成果，总集唐五代韵书并考释其源流的一部大书，为研究汉语单韵、词汇、训诂提供了重要资料。1984年赴日本讲学，并参加二十九届国际东方学者会议。1985年兼任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委员。1995年1月14日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1岁。学术生涯周祖谟三十年代就读北大中文系，师从沈兼士、罗常培，二年级即发表论文《说文解字之传本》，其时北大遂有“前有丁声树，后有周祖谟”之说。毕业后考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南京)，有意追随赵元任、李方桂，以加强语言学及方言调查的训练；但未及一年，因母病北返侍奉，旋以抗战爆发，南北阻隔，只得滞留北平。因此他在研究方法上，遂错失亲近审音派的机缘，而终为考古派的代表。周祖谟治学，始终以音韵学为重心，而兼及文字、训诂、文献方面；其中尤用力于古语言学文献的校理，为最显著的特色。其论文根柢扎实，多有创获，曾汇编为《汉语音韵论文集》，以后增补为《问学集》两册，台湾、日本皆有翻印，为当代引用率最高的汉语史著作之一。专著《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与罗常培合作)、《魏晋南北朝韵部之演变》，对诗文用韵材料进行通盘清理，藉此重构上古音与中古音之间的历史缺环；《广韵校本(附校勘记)》、《尔雅校笺》、《方言校笺》、《释名校笺》皆为古汉语文献的最佳整理本；《唐五代韵书集成》集敦煌韵书之大观，比勘异同，考订源流，为中古音研究的基础性文献。此外尚有《洛阳伽蓝记校释》，亦远迈前贤，为古籍注释的高峰。追溯上古音，须以中古音为初阶；构拟中古音，必以《切韵》为枢纽；而《切韵》的音系性质问题，又为语言学史上一大讼案，至今未有定论。周祖谟于此，六十年代有《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一文，在中外影响甚巨；张琨虽不尽认同其说，亦承认此文为“最札实详瞻”之作，以为可与陈寅恪《从史实论切韵》并列，为有关中古语音及《切韵》性质问题的两大经典。1932年，周祖谟同时报考清华英语系及北大中文系。当时清华的国文试题包括对对子，题为“孙行者”，周祖谟对以“胡适之”，颇为出题的陈寅恪所赏。周祖谟为清华、北大同时录取，以学费原因而选择北大。据说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闻之，多次传言约请周祖谟一见，而周祖谟始终回避。以后周祖谟向旁人解释：胡先生道德文章为一代所宗，但与自己所学并非同一系统，骤然晋谒，有攀附之嫌，云云。然周祖谟以“胡博士”对“孙猴子”，已先有揶揄意味；又不愿低首拜谒，或于胡适不无轻蔑之心欤?沦陷时期，周祖谟承陈垣聘任到辅仁大学讲授国文，得以勉强维持生计。当时他与辅仁同事余逊、柴德赓、启功三人关系密切，并时常到陈(垣)校长处请益，启功回忆：“不知是谁，偶尔在陈校长的书里发现一张夹着的纸条，上面写着我们四个人的名字，于是就出现了校长身边有‘四翰林’的说法，又戏称我们为‘南书房四行走’。这说明四个人名声还不坏，才给予这样的美称，要不然为什么不叫‘四人帮’呢?”
周祖谟的人物评价
音韵学为清代学术的核心，而有所谓考古、审音两派之分，前者重文献归纳，后者重音理拟测。自高本汉将历史语言学引入中土，传统音韵学乃为之变色，而向现代语言学转变。但在新起的中国语言学内部，仍隐然有两派对峙的重演：如王力、周祖谟、周法高，以本土语言文献为本位，可谓新考古派；如李方桂、张琨，以西洋语言学原理为本位，可谓新审音派。李方桂曾谓周祖谟“是典型的中国派语言学家，他对西方语言学毫无兴趣……他要写的东西总是关于《切韵》，关于汉语语言学”，由此可见周祖谟的取向，亦可见两派的分野。
国学书籍有哪些？
国学书籍有：1、《四书》《四书》不是一本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本书的合称，是国学的核心，要学好国学，熟读《四书》是基本功。《大学》是相对于《小学》来说，是古时读书人入门必读经典；《中庸》是国学的心法；《论语》是两千年来国人思想的总源泉，《孟子》在宋朝后与《论语》并驾齐驱。2、《诗经》《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孔子说：“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诗经》讲述的全是纯洁的思想、高尚的行为。在艺术形式上，《诗经》还略显粗糙，艺术表现也不够成熟，但却篇篇都是正能量，是涵养精神最好的诗歌，其后的唐诗宋词，虽然在艺术形态上达到了巅峰，但这方面却远不如《诗经》。3、《传习录》读这本书，就可以知道明朝第一臣王阳明学问的梗概，著名的知行合一就来自这里。阳明龙场一悟后脱胎换骨，成为千古佳话。《传习录》这本书是阳明心学的主体，提出了满大街都是圣人、人人都有良知等观点，特别是对儒学进行了进一步阐释，使儒家思想脱离了朱熹理学的繁琐禁锢，变得简单、唯美、实用。《传习录》后来风靡日本，对日本产生了很深的影响。4、《杜工部集》杜甫被称为“诗圣”，和李白一起，是中国古诗创作的两座高峰。他的诗句工整而富灵性，有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5、《心经》佛学时国学的一大源泉。佛，传于印度，盛于中国。现在大乘各派，印度全绝；正法一派，全在中国。我们的禅宗，是可应用的佛教，在世间的佛教。印度人学佛，也只能来中国。佛所讲的宇宙精微，的确在儒家之上。儒佛略有不同，就是一个偏现世的多，一个偏出世的多。《心经》是般若部经典的核心，也是佛学和禅宗的精华，解心经，通佛理，是学好国学的必备根基。6、《李太白集》李白被称为“诗仙”，他的诗文充满想象力，朗朗上口、气势磅礴，代表中国浪漫主义诗文创作的最高水准。
